《车逝》剧照

　　文/图宾根木匠

　　我从第一眼开始就认定了《车逝》(blog)是一部牛X的电影。

　　N多人在此前向我推介《车逝》时说：这里面有王珞丹( blog)；然后眨眨眼接着说：还有王珞丹的裸体。

　　但是，我这土包子居然不知王珞丹是何方神圣。

　　N多人便会接着说：就是《奋斗》(blog)里那个主演啊。

　　我是知道《奋斗》的——当然并未看过，只好“嗯、啊”着故作惊喜：就是——那个她啊！

　　N多人便释然了。

　　他姥姥个耳垂子，我还是不知道王珞丹是谁。

　　这他妈根本不妨碍我欣赏《车逝》。

　　因为，《车逝》是部好电影。

　　《车逝》拒斥语言，虽然导演书亚用了明白无误的文字来告诉观众们他在拒斥语言(“让语言像死亡一样声名狼藉”)，但在我看来，这就典型的“悖论化生存”——这是我造的词组，但我觉得这个词组很好很强大。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里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但是，沉默不也是另一种言说的方式？

　　海德格尔进一步写道：“人说话。我们在清醒时说话，在睡梦中说话。我们总是在说话。哪怕我们根本不吐一字，而只是倾听或者阅读，这时候，我们也总是在说话。甚至，我们既没有专心倾听也没有阅读，而只是做着某项活计，或者只是悠然闲息，这当儿，我们也总是在说话。我们总是不断地以某种方式说话。我们说话，因为说话是我们的天性。……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语言》第一段，载于《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但是书亚决定在《车逝》中不说话。

　　于是，王珞丹不说话，成泰燊不说话——刘兆铭一度张开嘴大喊，可我们也只能看到他翕动的嘴唇，而听不见他的语词。

　　谁都不说话，书亚用文字告诉我们：没有语言，才有真相。

　　在这里，悖论的乌云已经悄然而至，导演的一切努力似乎都黯淡无光。

　　陈嘉映先生的《在语言本质的深处交谈》一文中比较了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两位大哲曲径通幽的语言思想，文中最后指出：“有限性是现代人必须承担起来的天命”——这话让我欣喜若狂，因为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自己是个首鼠两端的相对主义者而自责，现在我明白：并非相对主义，只不过是认识到人的有限性罢了——由是可知，书亚也是如此。

　　所以，我是个牛X的人，牛X的人读牛X的哲学，以及看牛X导演的牛X电影。

　　不过在与观众们交流时，书亚的这种悖论尴尬还是表露无疑。

　　要叙事么？

　　——这是个伪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

　　要观众么？

　　特吕弗在评论希区柯克时写道：“世界上有两种导演：一种在构思和拍摄电影时心里有观众，另一种则完全不顾观众。对前者来说，电影是一种公开展示的艺术，对后者来说，电影是个人的冒险。两者相较，没有哪种从本质上来说就一定比另一种好”(《我生命中的电影》)。

　　《车逝》是一部90分钟的长片，但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所以，书亚在冒险。他自己也坦诚，自己已经做好了放弃95%的观众的准备(我觉得他至少放弃了99%)。

　　但是，我得告诉书亚：他不是一个人。

　　这种冒险，并不是无意义的，用王熙凤的话来说，《车逝》“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车逝》的面世，放在当下性中乃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还是陈嘉映先生的话：“只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才会出现意义问题”。

　　《车逝》的“悖论化生存”便把人在语言中生存的有限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陈嘉映又说：“也只有从有限出发，才能解答意义问题”。

　　这便是《车逝》的意义。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意义”都是阐释出来的，我所理解的《车逝》的“意义”只对我有意义。

　　书亚今年24岁，他说他用了3年完成《车逝》。

　　也就是说，他在开始拍摄《车逝》时只有21岁。

　　这他妈是个天才，21岁就开始在语言的层面思索存在问题。

　　21岁，我还在整日上网泡妞并幻想着一夜情，并在彻夜不眠的看盗版碟时光中希冀躲避房东的注意。

　　我是个没有信仰的人。

　　所以，我早就感受到了《车逝》中浓郁的宗教气息。

　　但是我一开始没有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秘密。

　　好看的电影，是能给观众秘密的。

　　这秘密，乃是不能说的。

　　一位女生问书亚：“真相不是只有一个么？”

　　书亚答：“真相当然不是只有一个。”

　　但是，好友断水马上指出：“名侦探柯南说过，真相只有一个”。

　　这他妈是个极好的笑话。

　　书亚的回答，仍是一个秘密。

　　解开秘密的钥匙并不在《车逝》的所谓“故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