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滑稽剧，可以在嘲笑了丑陋，给丑行看一看自己面貌的同时，使人类自身的弊端得到改正，使自己在精神上超越。出于这种动机而创造的喜剧之所以能令人发笑，因为它可以给观众以伦理的满足。因此，诙谐的独白，丑化的动作，荒诞的手法，都是必要的，要表现的是对人生的严峻看法和态度。

　　我们告别了“上纲上线”30年，但是在有的人的头脑里，这种惯性依然没有停。如果20年代郑少赓的那些百姓中常会听到的“叹苦经”放到现在来唱，遇上当今的有些“批评家”，经得起他们的“上纲上线”吗？如果他们将娱乐用上社论标准，吃得消吗？

　　夸张、联想的运用，想象的丰富，是喜剧的一大特色。对于一种夸张搞笑强调趣味的艺术，我们不能像做学术论文平面几何那样求证它。

　　让老外见识了中国人幽默的黄西，在美国甩开他的语言魅力，连开富兰克林的玩笑，他说：“一个民族如果能开自己的玩笑，嘲讽重要人物与社会政治生活，这个民族才算成熟。”

　　开阔胸襟，在这文化并不可观的春天，小心呵护自己的语言文化，让人们觉悟我们的地域语言和文化原来是如此活泼和伟大，而不要动辄说人家“文化不正确”、“没有文化”。

　　比喻就是比喻，夸张就是夸张，想象就是想象，搞笑就是搞笑，不能深究，不能当它社论或学术论文。比如周立波说，中学里就是像他那样的调皮的什么都列中等的学生，现在反而都有了成就，那些学习委员和班长，现今就只好在门口炒票子。笔者过去就当过学习委员和班长，但我不会去对号入座。又如他说“有本事个人侪蛮妖怪个，勿大正常个”，他是在一个特定的话题下说的，不能断章取义。首先得想想，他那个包袱要表达的是什么深层意义，言下之意实际上都很明白。“听话要听音”，对“拿伊做脱”一段，也应作如是观。

　　文艺批评要做得大气一点，要提倡海派的开阔胸襟。搞笑就是搞笑，最怕是上纲上线；讽刺就是讽刺，可以不留情面，讽刺一旦遇上求全责备，一定要四平八稳，照顾各种利益，便只得无处藏身，只好认输，即使是鲁迅，也只好搁笔。

　　就像周立波所说的，一个人要有想象，大家没有想象，国家也就没有想象。有想象了，才有创新。没有批评现实的精神，哪来的创新？老调的重复，是滑稽戏的异化。如果老是上演名剧《七十二家房客》，而且永远是六七十年前的七十二家，而不是20年前的七十二家，老百姓为什么要来买你的票呢？《七十二家房客》在60年前诞生时，也是讽刺当时的现实。难道我们现实生活里中的弊病，不去及时地刺它一下，还要像看《七十二家房客》那样，过了几十年再来批评讽刺吗？

　　面对现实，表现社会，取材当今，幽它一默，以至嘲讽，如周立波开涮磁悬浮，调侃2008年的股市及其救市，这样的讽刺才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才是创新。这样的不断创新，就自然带来台下不停的呼应，阵阵笑声。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成功，也是奠定在深厚的群众基础上的，那是当年越剧和《梁祝》民间题材风靡流行的氛围，那是西洋音乐寻求创新的民族化的结果。如果1958年创作时，定了“大炼钢铁”的题目，这个传世之作，也就没有了。然而，那是上海海派文艺十分发达的时候，成批的优秀戏曲新作涌现，沪剧名家大会串的《雷雨》，越剧《红楼梦》，都是这些剧种的“一只鼎”，是创新，是突破，与音乐小提琴《梁祝》一起，都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其盛况可见。如果当年不是拿出这些创新的作品出来，而是拿一出1909年的戏来作上海之春的开场演出，人们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

　　事实证明，滑稽戏要不断紧跟时代的脉搏反映现实，才会有热烈的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才会使我们的剧场重兴。有的人动辄要流芳百世，一碰就要里程碑作品，有多少？你现在有吗？他们有的是脱离群众的“工程文化”，排起来要大排场，票子得派发奉送，送了人家也不去看。有人说，不断创新的艺术只会轰动一时，很快就会成为过眼烟云，不是阳春白雪。为什么要回避现实而去求流芳百世？事实也不尽然，《阿Q正传》中也有不少民间戏剧性的元素，写的是20世纪初的事情，讽刺了那时的人，但它永不过时。

　　唯一不足的是，觉得周立波还有点旧，还望年轻的一辈中再冒出一些“冒险家”来，用网络短信时代的更雷人的上海民间流行语，演绎出贴近他们生活情趣的更现代有趣的“海派清口”和双人“独角戏”来。戏剧有了青年的热情参与，才会有像流行歌曲、超女快男的场子上那样的青春火爆。

　　我还担心单人连续演出的清口太吃力，对个人的要求太高。除了保持这种形式的优势之外，建议就从周先生开始，也搞点双人独角戏和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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