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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展雄:作为“跨境视觉”的香港电影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30日18:33  新浪娱乐

  文/徐展雄

  香港电影似乎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中国大陆。当中英两国于1984年为这个无法决定自身命运的“亚细亚孤儿”提前谱写下历史的进程,“中国综合症”(China syndrome)一时成为香港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焦点。无论是鬼影幢幢、刻骨铭心的女鬼故事(《胭脂扣》),还是分分合合、至死方休的现代恋情(《玻璃之城》);无论是恩怨情仇、刀刀见血的黑帮列传(《蛊惑仔》系列),还是仇敌抗外、飘逸潇洒的民族英雄(《黄飞鸿》系列);无论是娱乐至死、插科打诨的“无厘头”(周星驰王晶),还是暧昧迷茫的文艺片(王家卫),都在后殖民理论框架之中得到有效的阐释,以至于“说香港的故事,结果总变成关于别的地方的故事。”

  1997年无疑标志着香港电影另一阶段的开始。回归中国终于成为了现实,而如果说香港人于其时仍是怀着些须“乐观”的“大香港”“北进想象”来接受这个事实的话,那么四个月后,一场席卷全亚洲的金融风暴无情地浇灭了这丝残存的自恋和自傲。1998年,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的香港电影业跌到了历史最低谷,更重要的是,一些曾经扛起香港电影大旗的中坚人才自97之前便开始选择移民或者到好莱坞发展,而那些耳熟能详的电影制片厂都纷纷倒闭或者重新部署发展计划,将重心调离电影业(邵氏公司于80年代中期退出影坛,嘉禾公司于1998年因租约期满,将制片场地交给政府后便大量减少制作,香港电影业一时没了“龙头”)。香港的电影工业正面临着重新洗牌。对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来说,怎样吸引海外市场无庸质疑是重振行业的关键,而这时候,大陆廉价的劳动力和尚待开发的巨大市场,无论是从生产端还是从消费端来说,对于香港电影业都是极大的诱惑。从大陆方面来说,吸引香港资金到大陆来投资,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来考量,都不失为明智之举。于2003年6月签署、并于2004年起实施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很大程度上降低了香港电影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其中港产电影在内地不受进口电影的配额限制,香港与内地合拍的影片可视为国产影片在内地发行等措施极大地刺激了合拍片的生产,也确确实实地刺激了香港的电影工业。

  但是,经济的利好并不能代替文化和政治的思考。CEPA的实施在重新振兴香港电影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怪胎:一部电影、两个版本。《黑社会》、《大只佬》、《无间道》《旺角黑夜》《豪情》《河东狮吼》等影片在大陆上映时纷纷改头换面,有的是配音上的小小处理,有的则是伤筋动骨的大修改。为了赢得更多的票房,一些香港导演甚至主动自我审查(拍摄《功夫》的周星驰即为一例),或者投机取巧,在拍摄时多拍几条,以备剪成两个不同的版本,而另外一些坚守香港本位的导演则在夹缝中艰难的生存,他们以电影作者的身份,不懈地通过影象思考着香港的历史和文化身份,使香港和大陆的关系一次又一次的问题化。他们的电影虽然也在大幅度修改的前提下得以在大陆上映,但在被扭曲的电影文本中仍不失蕴藏着颠覆性的“缝隙”。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不应该将大陆对香港电影严格的审查制度简单地看作强势意识形态对弱逝意识形态的阉割或奸污,事实上,通过对香港电影的修改,大陆也在想象、创造、重构着它对香港身份和双方关系的理解。缘此,以“跨境视觉性(transborder visuality)”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同一部电影的两个版本的互文性阅读,我们能够打开一个缺口,洞见彼此之间的异同,并拓展商讨的可能性。

  本文所选取的两个个案《无间道》系列和《黑社会》系列。并非随意而为。作为黑帮/警匪类型片,它们都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香港以往的作品,将有关黑帮/警察恩怨情仇的惯常主题放在巨大的历史脉络和艰难的后97政治现状中,对“再现”(representation)和“代理”(agent)权力做出严肃讨论。而有别于大多数论者的观点的是,我认为,这两部电影并非有关香港的自我书写(self-writing):《黑社会 1》在改头换面后得以在大陆公映,而导演杜琪峰竟固执地将《黑社会:以和为贵》制作成充斥暴力的三级片,使其在大陆的上映成为不可能,这本身就是一种挑衅和对话的行为;《无间道 1》因投资商寰亚公司的心高气傲而即使在改动结尾的基础上也无法在大陆大面积地上映,从而在大陆票房惨败。经过两方协商,《无间道:终极无间》终得以一同一个版本在香港和大陆同时上映,但这也意味着放弃自我书写的权力,做出一定的妥协。但无论是对话还是妥协,都迫使我们只能在跨境视觉性的语境下对这两部片理论化。换言之,我们不能将影片的大陆版当作香港“正宗版”的畸形孪生兄弟而丢弃。正是在两个版本的对比中,我们才能洞悉权力精细的运作。而本文所尝试的《黑社会》—《无间道》—《黑社会:以和为贵》的阅读方法更旨在提示观者,只有注意到不同版本、不同影片之间的对话、断裂、弥散、缝合和增补,才是“政治”地阅读文本的有效方法。

  《黑社会》

  《黑社会》的直译名为“Triad”,而实际英文片名则为“Election”,这实在是导演一石二鸟之技: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如何产生代理(agent)的故事。当被问及电影的政治隐寓及这部电影与以往黑帮片的不同时,导演杜琪峰如此说道:“我觉得,时代的转变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的冲击,便是选举。选举好像是很合时的东西。黑社会有很久的历史,我的想法便是从一个选举开始,去带动历史跟现代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香港人对当下的态度,比如对普选的问题,或者我们对转变时所怀疑的,和迷失了的东西。而在第一集里,我希望能以历史和背景的形式、回看过去的方法去想。”换言之,电影所要展现的是有关产生合法代理人的权力政治图景,而这种展现必将以溯回的方式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因此影片开头和中部花大量笔墨于对原始“和联胜”起源和繁复仪式的描写并非一时兴起,而大陆版对此部分的删减也并非简单地认为此段无关影片主旨,而是太敏感地与其有关。弗洛伊德在其著名的《图腾和禁忌》中指出,共同体首先必须建立在戮杀和献祭原始父亲(primal father)之上,然后这个父亲将以神/图腾的地位重返这个共同体;其次,共同体关系必须由反乱伦的律法所维持。晓有趣味的是,作为“和联胜”起源的“洪门”正是起源于“反清复明”这一弑父行为,而正如电影海报所强调的,这些当今的非法活动者,“在三百年前”,竟“被称为义士”。在浓重的红黑色调下,影片向我们展示了入门的原始仪式:洪们兄弟齐声背诵帮会法则,在钢刀的敲击下,回答一位附神者的问题:“爱兄弟还是爱黄金?”这实则是在身体、有效性行为(act of validation)和告解(confession)三个层面上将“承认”(admittance)还原为一种基构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被获准入内,谁被排除在外”的政治行为。然而,导演的蒙太奇手法将这一原始仪式和乐少、大D等“和联胜”香港九区领导歃血为盟的场景剪接在一起,个中“反讽”不言而喻:这些三百年后的洪门传人,虽然口口声声“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但这场仪式早已在黑帮全球化的“黄金”逻辑下形同虚设了:大D为了利益和乐少争“话事人”的角色,更加阴险了乐少暗中帮大D除掉吹鸡,也是因为“生意嘛。这个时代,古惑仔不用脑,永远都是古惑仔。”如果说,在历史中,香港之于大陆的身份一如那些三百年前的义士,他们一心希望为中国注入民主、法律等血液,却只能在大的政治背景下暗中操作,以至于沦为非法卖国,那么,在后八九时代,香港则如这些洪门的当代传人,在对象和自我的急剧变化中,有意或无意地迷失了自我。

  “生意”的背后永远是权力的操控,只有做“最大最厉害”的那个才能攫取最大的利益。影片的前半部分就是围绕着争夺象征权力的“龙头棒”而展开的。“龙”这个意象本身就是从民族主义话语中生产出来的共同体图腾,其所对应的既是“反清复明”,又是西方入侵。在影片的脉络中,这根形似阳具的“龙头棒”产生于咨询不发达的前现代焦虑:由于并不是每个社员都认识“话事人”,他必须以此为凭证来验明正身,因此,作为一种话语权象征和共同体关系凭证,“龙头棒”是在后殖民语境中,作为后发展共同体,面对现代国族的媒介压力,所产生的焦虑表征;这种焦虑并是不以迎头赶上的模式,而是以将前现代价值(忠孝情义)嫁接在小对形(the object a)的方法而得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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