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汉学家，高罗佩以收集中国春宫画、房中术书籍，研究性学而享盛名。中国性学如今已是东西方共同的“显学”，他远远开风气之先，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出发点。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学界，只有高罗佩这样的名士派才有此胆识。《狄公案》的一个吸引人之处，就是其中许多罪案，与中国民间性生活纠葛有关。这其实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也是人性之常，只是中国人讳莫如深，也弄不太清楚，而高罗佩几乎是中国社会性问题的第一位专家，无怪乎他的故事引人入胜。

　　他的汉学最大成就性学研究实际源自小说创作需要。《迷宫案》于1950年准备出日文版时，出版商要求以裸女画为封面(彼时日本时尚)。他断然拒绝，说这绝非中国传统。为证明这点，他分别致函日本、中国几十家古董商，询问有无明代木刻裸体画像。结果在京都的古董店买到明代木刻册页原本刻版，即一套24幅的彩印《花营锦阵》。他这才明白晚明艺术的风气。

　　狄公小说中的插图，是高罗佩自己画的，仿明版《列女传》和《列仙全传》风格，时有裸女形象来自中国春宫画。他用半透明纸描下图形，组合而成，笔调稚拙，别有风味，与小说行文之轻快爽利幽默，互为映衬。这些插图风趣而优雅，色而不淫，非常受欢迎，几百种不同语言的狄公小说中，有许多用他的裸女图为封面。

　　从这个发现开始，他进而研究中国春宫画，汇为《秘戏图考：中国彩印春宫版画》一书，限量出版。由此进而研究中国文献中关于性的记载，1961年出版《中国古代房内考》，是系统整理中国性学世界第一人，中国1990年才有译本。

　　有些学界人士认为高罗佩的汉学不够专精，跟着兴趣走，只能说是“业余”汉学家。但《中国古代房内考》却是20世纪西方汉学最扎实的成就之一。中国古代文献之繁富，的确需要专家尽毕生致力，但是也需要高罗佩式的聪慧敏感。

　　不过高罗佩的学术研究的确带着亲华感情色彩。他认为中国春宫画及房中术中，“看不见西洋人种种暴虐诡异的反自然病态”，中华民族身心健康，两性生活自然正常。他进而推论“中国民族与文化持续不衰，最大原因是他们两千年以来不断地研究男女均衡的艺术。”至于中国春宫画，则“证明中国画家拙于描绘人体之说，完全是西方偏见”。他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令人感动，但就上面说的这两点，我个人觉得未免对我们这个民族过于恭维。

　　实际上高罗佩在书中也说到不太妙的图景：乾嘉禁毁“淫书”，幸存书册往往在日本幸存。他战后在日本任职，收集材料，正得其所。如果他1950年代初任职中国而广收春宫，恐怕不仅收不到，且会引起外交纠纷，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狄公小说在西方流行已久，译成29种语言，在38个国家出版，包括芬兰语、克罗地亚语、越南语等。值得庆幸的是，狄仁杰在1980年代终于回到了中国，出现了各种体裁的狄仁杰故事，包括1988年山西电视台所摄电视连续剧，中央电视台2004-2008年播放的《神探狄仁杰》，甚至出现了给少儿阅读的《狄公案故事》彩色漫画拼音读本(高罗佩本人也给荷兰报纸的“连环画”写过本子)。奇怪的是：没有中国观众能辨认出这套小说原是西方人所作，剧中对话完全没有翻译调。原因，来自下面的故事：

　　按高罗佩原意，中文本应是标准本，但其小说一直没机会译成中文，甚至在中国无人提起。1970年代末，我在社科院图书馆尘封的大量西方小说中，翻到高罗佩的几本狄公小说，读得爱不释手。1981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一篇介绍，中国的刊物与出版社开始感兴趣。此时我撮合友人陈来元(正巧也是一名外交官，曾任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驻纳米比亚大使)，与同学胡明(现为社科院文学所专家)合作，以明清通俗小说的语言翻译这套书，以归本还源：本来明清通俗小说就是高罗佩写这套书的范型，如果地下有知，他也会同意这种做法。

　　两位译者做得非常成功，几可乱真，证明高罗佩的确是把中国俗小说读通了，也证明两位译者使用了最恰当的语言、最合适的风格。他们多年持之以恒，终于把全套《狄公案》翻译出来。1981年6月起，他们的翻译开始在杂志刊登。当时大陆竞相翻译《狄公案》的有多人，此后另加翻译的也有多人，但陈来元与胡明的拟明清俗小说风格译本竟成定本，也是国内狄公案影视剧改编中对话所据本。

　　陈来元与胡明译出的《狄公案》有130多万字，2006年海南出版社《大唐狄公案》4大册，重排了“狄仁杰年谱”，并以年代为序编排了小说中狄仁杰这个人物的经历，把小说人物重新植入历史。30多年来，此书重印翻印盗印本不知几许，电视剧改编也有多次，却从无人能重译。各种文献引用《狄公案》各书的标题，也是陈胡二位所取，竟成定译。这是二位朋友与我聊起时，不免小小得意的话头。

　　我还有幸遇到了高罗佩事业的后继者佛克马。他是乌特雷支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国际比较文学权威学者，至今常来中国讲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莱顿、伯克利、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研究中国文学，毕业后却在荷兰驻北京使馆做代办。正好是“文革”初期大乱之时，1968年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英国外交人员仓惶翻墙到荷兰使馆，只能由他负责处理各种交涉善后。

　　佛克马讲起“文革”“另一面”的故事，让我听得入神。我问他为什么回到大学任教。“以前在荷兰驻北京使馆，都叫我高罗佩第二，”佛克马笑着说：“不安分。”

　　历史上的确有过些才高八斗的不安分外交官。同样做过外交官的以赛亚·伯林，提出思想者有两种基本类型：狐狸同时追求很多目标，他们的思维是扩散的，在很多层次上发展，从来没有使他们的思想集中成为一个总体理论或统一观点；而刺猬则把复杂的世界简化成一个严密的观点、一条基本原则、一个基本理念。一个外交官应当是个刺猬，国家要求他做个刺猬，但高罗佩却是一头让人眼花缭乱的狐狸。

　　而狄仁杰这个人物在西方也获得了新的生命。1969年英国拍狄公案电视剧6部，1974年《庙祟案》拍成电影，获次年埃德加电视剧奖(Edgar Award)。还有好几位作家开始竞写狄公小说。法国年轻历史小说家勒诺芒(Frédéric Lenormand)的法文狄公案(Romans du juge Ti)在法国大受欢迎，2004年到现在已经出版16本，平均一年近3本！受欢迎程度非常惊人，论者认为大有阿加莎·克里斯蒂轻巧讽喻之风，例如最新一本叫《中国人从不撒谎》(Un Chinois ne ment jamais)。这套狄公小说已经有捷、西、葡、保加利亚等译本。

　　中国的西文作家也加入了进来。麻省理工城市规划专业博士朱小棣，目前是哈佛大学住房研究所高级研究分析员。他在《棠阴比事》中找到高罗佩未用的10个案件，用英文写成10则《狄公故事》(Tales of Judge Dee)，2006年初版。

　　本来高罗佩的狄公小说，法文译本就最多，仅次于中文译本。现在朱小棣的狄公小说也已经有法文译本，似乎是要与勒诺芒的狄公一争高下，在法国摆开了战场。看来，这位中国贤哲的正义惩罪之风，带着他对人性的悲悯之心，随着他的聪慧俳谐语言，吹拂着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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