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报：政治的张爱玲

　　作者：郭松民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文革中的这样一句话：思想性有害的东西，艺术性越完美，结果对人的危害就越大。有的老师谈了这部影片的漏洞，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李安把这部电影拍得很美，在艺术上水平很高，这可能是这部影片能够风靡的原因，同时这也跟国内的大气候有关。

　　最近几十年，国内美化侵略的风气很盛。比如上海的朱学勤教授就曾经主张要认同文明，而不要认同国家，而在他的话语体系里，西方和日本才是文明的象征，因此被文明蹂躏了是光荣的。去年茅于轼在给大学生讲课时就讲，抵制日货是愚蠢的行为，因为人活着就要追求快乐，抵制日货，自己不快乐，别人也不快乐。照他们逻辑，文天祥、岳飞等人的行为都是无法理解的，而汪精卫的行为反而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色·戒》的原作者张爱玲，我在这里补充一点背景，供大家在看电影的时候参考。许多年青朋友喜欢张爱玲，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大家都认为张爱玲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人，前段时间有杂志社约我写了一篇文章，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张爱玲跟政治是结合得很紧密的。

　　“张爱玲热”的第一把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点燃的。1961年，夏志清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在其中占了41页，这也是张爱玲第一次被写入文学史。夏志清评价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最为推崇的却不是被公认为文学水平较高的《金锁记》，而是两篇带有明显反共色彩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他认为，《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说：“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

　　但这两篇小说却是张爱玲1952年到香港之后，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直接指导”下写成的。麦氏后来颇为自得地告诉他人：是我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老作家柯灵曾直率地说，《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部都是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了作者原有的光彩”。

　　更让许多人料想不到的是，张爱玲在沦陷区的有些作品是公开歌颂日本的，比如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但当时“日本的文明”正天天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抗战胜利后，她又努力在作品里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在她1947年发表的《华丽缘》中，主人公意外地看到孙中山的遗像和两边挂着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便感叹“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的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个情节因为和整个故事没有任何逻辑联系，所以只能看作是一种政治表态。这样频繁地更换立场，也真有点难为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