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盲山》的强悍与老练

　　作者：胡续冬(blog)

　　《盲山》无疑是强悍的，强悍得足以令每一个走进影院之前还在抠抠搜搜地琢磨大盘走势和房价拐点的人在走出影院之后都变身为怒字当头的义士，哪怕这种变身仅仅只会保留十分钟的时间。这就足够了。好的电影并不仅仅是那种让你感到“十分钟年华老去”的大师范儿，能在剧终之后留给你十分钟的天问、十分钟的扼腕或者十分钟的警醒的电影，哪怕它有穿帮的画面和过于牵强的情节改动，也值得大赞。

　　个体与暗黑群体的抗争在这几年国内外的影片中都不算罕见，《狗镇》里的出逃少女与邪恶的小镇居民、《热血神探》里的五好警察与控制了整个小城的“邻里守望组织”之间的对峙都属于这一类。然而上述这些作品中的个体与暗黑群体之间的抗争因其特殊的表达策略(或投射为更广阔的人性反思，或溶解进戏剧性的快感，或隐身于更复杂的隐喻结构)，并不会让我们有变身为义士的冲动，更不消说《天狗》(blog)，它的抗争性叙事完全被不恰当的煽情性镜语消耗一空。惟有《盲山》，聚焦于一件残酷事体完整的脉络，既不放大，也不隐喻，既不戏剧，也不煽情，活生生地拿主人公的遭遇本身砸向银幕，弄得你不做义士都不成。

　　很多人或许会觉得《盲山》虽然强悍，但从整体效果而言，不如李杨的上一部作品《盲井》。我自己也这么认为。但其实是没法做比的。《盲井》毕竟改编自小说，而《盲山》从本子的构思、“田野考察”式的材料搜集过程和实地的拍摄经历来看，更接近一部“真正”的纪录片。

　　之所以用打引号的“真正”，是因为说到底，《盲山》还是一部经过了精心编排和良苦设计的故事片。李杨绝对不甘于把这部影片变成一部银幕版的“法制在线”，他对这个作品作为一部电影在公民社会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还是有着充分期待的。在这起拐卖妇女的事件中，李杨还巧妙地把其他的各种问题见缝插针地编织进了叙事的肌理之中：地方保护主义、基层官僚主义、乱收费、拖欠民办教师工资、儿童失学……有一段对话设计得很精到，当村里的收费人员来黄德贵家收莫须有的养猪费的时候，收费人员不但对呼救的白雪(听歌)梅不予理睬，反倒对黄德贵说：“这媳妇要拾掇，光说不顶球用。这跟收费一样，要上硬的！”性的暴力与乡村政治的暴力，就被这句台词缝合在了一起。正因为有了这些广泛而有机的社会问题呼应点，李杨的《盲山》才没有成为萨德的《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

　　不得不赞一下李杨控制叙事节奏的老练。一部除了几小段作为环境音的秦腔之外没有任何配乐，外景和情节均谈不上复杂多变的电影很容易让人犯困，但李杨不但没让人感到乏味，反倒让人觉得简单的故事发展线中自有起伏跌宕的“内波澜”，这当然不是靠个别怵目惊心的暴力场景来实现的，它靠的是对各种叙事元素进行克制与释放、提示与迂回、隐藏与爆发的控制，至少，很多在戛纳电影节上看过这部影片结尾的人都这么认为。

　　有个朋友告诉我，他觉得《盲山》没有《盲井》精彩的原因是，小煤窑里的很多潜规则我们都不知道，而拐卖妇女的报道在该片故事所发生的上世纪90年代初则遍布社会新闻，大家都“司空见惯”了。我突然觉得，这种看法也许是李杨没有意识到的另一重“盲”。村里的人因为对买媳妇司空见惯而摧残白雪梅，和一些朋友因为对社会新闻里的拐卖妇女案司空见惯而降低了对此片的情感回应是一个道理。

　　有意思的是，李杨本人在这部片子里别的角色不去客串，偏偏客串了影片开篇的时候那个操着蹩脚四川话的“吴经理”。一部由男导演拍摄的批判一个社会群体对女性犯下的罪孽的影片，批判者本人却同时又饰演了作为诸恶之源的男性人贩子，里面所包含的性别吊诡颇值得性别研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