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有《秋天的童话》中令人心旷神怡的无剪辑效果和行云流水般的运镜、不再有《宋家皇朝》里史诗般的厚重笔触，张婉婷，这个比女强人许鞍华更具女性特征的香港导演，一改往时作品中所流露的女性细腻，告别唯美和精致，毫不犹豫地举起DV，记录青春的沸腾、记录时代的喧嚣，于是《北京乐与路》中的一切都变得粗糙而真实。

　　很有趣，当王家卫、关锦鹏等男导演没有来由不约而同地挥刀自宫倾向阴柔(《花样年华》、《蓝宇》)时，张婉婷也突破性别制约选择了阳刚生猛路线。在这个革新求变的年代，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在自然不过的了。

　　很惊讶，张婉婷作为一名香港人居然能如此准确地描述北京：灰色天空下的鸽子、楼群，多元混杂的人流车流、三轮车、糖葫芦、华灯和霓虹、路边的剃头摊、风筝老头、秧歌老太、集贸市场、大小胡同，五花八门的符号堆砌之后，观众看到了一个清晰而平民化的北京。镜头一转，导演告诉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是出租车里的香港青年麦克-吴(吴彦祖饰)手持DV纪录的。

　　麦克-吴自白时身后变幻的特技效果也在无声地宣告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今天，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用DV随心所以地拍摄身边的一切，并在电脑上用非线性编辑系统同样随心所欲地重构DV所纪录的现实。DV的语言确实很亲切。当麦克-吴面对观众独白时，丰富的DV化梦幻背景信息也参与了叙述。《黑客帝国》般超现实，够醒目。

　　香港创作乐手麦克-吴因故滞留北京，事业低潮久无灵感，于是到处闲逛，最常去的地方自然是歌舞厅，他企望能在北京地下歌手们放肆的嚎叫中发现某种香港没有的旋律。很偶然，他认识了摇滚乐手平路(耿乐饰)及其女友舞女杨颖(舒淇饰)。一段北京爱情故事就此展开……

　　满口“我操”的热血青年莫名地让人有几分冲动，想到了《北京杂种》里愤怒然而无奈加无聊的文人、想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自由自在的大小孩们。《北京乐与路》粗话之多令人称奇，记有“我操”、“操你大爷”、“操蛋”(最触目惊心的是把这个词和爱情两个字联系起来，构成了“操蛋爱情”这个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词组)、“狗日的”、“牛B”、“傻B”。剧中人张口就来，洒脱自然的紧。粗话如此高频率的出现，使几个主人公平添了几分生气、活气。一干人在舞厅一边骂着“操你大爷”一边大打出手夺路而逃，坏孩子们的恶状尽显了。

　　粗话的作用是表达情绪，叛逆、愤怒、不羁、乃至时尚都在其中了。脏话这种东西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是很难回避的。记得鲁迅先生绘形绘色地描述过一对父子吃饭的工夫国骂不断的情景。现在我们身边流行的是“我靠”，对这个词的出处，似乎没有谁去认真的考据过，模模糊糊记得大量的港产电影不乏此语，多出自桀骜不驯的少年之口(周星驰也功不可没呀)。是不是粗口，大多数北方人搞不明白。只是每逢情绪不佳想要发泄时找到了一个比“我操”相近或者说稍微“文雅”一些的字眼，便顺嘴嘟噜出来。后来，随着应用的频繁，见怪不怪之后，“我靠”还可以用来表示感叹乃至暗示交流对象间的亲密。其实大家总想隐藏心底的声音。当我第一次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看到小主人公无忧无虑肆无忌惮地叫出“我操”时，当时的震惊时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新中国影坛上，这一声可谓石破天惊！我很惊讶这句“粗口”居然可以通过审查！)，只这一句话就足以验证作者的真诚，就足以证明导演姜文确实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青春。《北京杂种》中的文人骂人，更让观众感到沉重，最后喝醉酒的文人打起架来，直令观众为他们垃圾一般的人生而悲哀。

　　我不知道是《北京乐与路》中的“污言秽语”能否在公映版里保留下来。不过看到摇滚青年们在大排档吸毒的场面时，我对这部影片的能否公映，也失去了信心。设想一下，如果将很多的不良成分剪掉搞个洁版，也是没什么意思的，那样子，摇滚青年们的形象真实性只能剩下一少半。

　　摇滚青年们骑着自行车在路灯下前行的镜头给人印象极深，淡淡的背景音乐(张婉婷的擅用音乐向来不让王家卫啊)，更引人思绪万千。是的，在排排街灯的注目下，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以北京青年为主角的故事，这些昏暗的街灯目睹过野孩子的“武斗”(《阳光灿烂的日子》)、目睹过顽主们的疲惫(《顽主》)、目睹过伪流氓的意外死亡(《本命年》)、目睹过文人的消沉(《北京杂种》)、目睹过警察和作家的悲情(《东宫西宫》)，今天，它们将目睹摇滚青年的觉醒和沉沦。事后证明我当时对这个镜头产生敏感是有道理的，故事结束时，张婉婷将那段摇滚青年们在路灯下骑车的镜头闪回在片尾，夜色幽暗、灯火阑珊，孤寂无助的人们不知奔向哪里也不知何时停下来，陪伴着他们的只有淡淡的忧伤的背景音乐，张婉婷，她是想用这个镜头点睛了！

　　《北京乐与路》还表现出一种直逼文化生活底层的力度。形势所迫，在大都市里呼喊、挣扎的摇滚青年们不得不屈尊到郊县走穴，我们看到，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另有一个世界，这里没有五彩缤纷的霓虹、没有气宇轩昂雍容华贵的楼宇、没有热衷蹦迪、喜食摇头丸的时尚群众。当镜头默默在城乡结合部巡游、当镜头默默注视着挤在检票口的热情观众，我们感到了影片作者意念的沉重。现实就在我们身边耀武扬威，我们不曾发现，张婉婷却发现了。也许，这就是旁观者清？

　　披头士们在简陋的舞台上狂歌劲舞，同样简陋的观众席上，或站或立着引车卖浆者流，小贩、民工、盲流使这个杂耍场更象个赤贫者收容所。是的，他们是赤贫者，他们的肮脏猥琐，他们的百无聊赖，他们观赏艳舞时表现出的躁动和饥渴令人恐慌。一瞬间，感到这些赤贫的人们才是影片中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存在决非虚构绝对真实。正是这些赤贫者的存在，导致了摇滚歌手即艺术求索者们的失败。没有人对摇滚歌手们的原创作品感兴趣(听听这歌词：我想到光的深处，那里还有风吗？)，只有贩卖低级趣味，才可能引起大家的狂热。唯一能让麻木的赤贫者们兴奋起来的“行为艺术”，就是第N次跳艳舞、第N次演唱港台流行歌曲。披头士们在演出中一次次看到自己的失败。

　　这种直逼文化生活底层的力度，张艺谋在他的所谓惊世近作《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中没有达到，冯小刚在他的热门贺岁片《甲方乙方》、《没完没了》、《大腕》中没有达到--虽然在自己的作品中多少流露了深入生活的企图，但他们一直没有真正地到达底层、关注底层。底层是最广大的、底层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甚至可以称之为整个社会的全部。遗憾的是有了这部《北京乐与路》的底层发现作参照对比，我们才意识到张艺谋、冯小刚们的没有达到。回想《红高粱》中姜文的狂放野唱以及《黄河谣》中葛优的民族热舞，不仅使人想问：大师们，难道只有在历史的隧道里，你们才敢于释放真诚？！才敢于触及底层？！以张艺谋为例，《秋菊打官司》初涉主流并尝到甜头之后，他逐渐游离底层，由《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等软性作品可见，他开始喜欢在伪底层中铺满伪存在的幸福，《活着》时的执著与沉重，早已消失。叛逆？就更加没有了！复归纪实感的《一个都不能少》、《幸福时光》不过是轻飘飘地掠过底层，把底层世界变成可以愉悦视听的个性化景观，可能刺激你，却不会刺痛你。冯小刚呢？这个机灵的故事大王为大家制造一年一度的一次性消费品，抱得金元归，深得中庸之道啊。底层？他是不会去的！底层的问题，他是不会关心的!真正在《北京乐与路》之前进入了底层的中国导演，应该只有张元吧(《北京杂种》、《东宫西宫》、《过年回家》)，在他的大多数作品里都会吹出一股股来自底层空间的凛冽寒风，令观众颤栗到魂魄。

　　对了，还有1990年的谢飞：《本命年》中，青年姜文和酒吧歌手程琳本是青梅竹马，然而尘世的风霜足以将一切友谊、友情乃至爱情冰封、掩埋。改变残酷地发生着。拒绝改变的姜文常常会在程琳甜美的歌声里陷入回忆，想起那些和爱人牵手的日子。生活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似乎唯有过去才是天堂。在沸腾的城市里姜文失去了一切，彷徨无助的他被两个小流氓刺伤腹部，他捂着伤口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加入了观赏街头秀的人丛。这个时候，导演用心地把镜头在表演者和台下开口畅怀大笑的众生间来回切换，透视表演者的低级趣味、透视观众们的容易满足，作者的批判意识寓于无言之中，之后，更用姜文的呵呵怪笑表达了对简陋社区文化文化的谴责。姜文的异常举动引起了与观众的不满，面对指责的目光，姜文仍然呵呵坏笑着。最后那个逆着人潮而走的镜头不由使观众为之心潮澎湃！也许，姜文在死去时心中所念正是爱人：终不能逃脱名利诱惑放弃理想的歌手程琳，终于被城市吞没的歌手程琳。

　　《北京乐与路》中的麦克-吴和平路不甘被吞没。他们在追寻摇滚、制造摇滚，他们都很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摇滚乐。麦克.吴认为香港根本没有摇滚，平路则认为北京的摇滚很穷。

　　舞女杨颖在街头贩卖打口CD时，说过一句足以将观众钉在那里的话：“我们就是靠他妈的美国垃圾长大的”也许有一天，新新新人类也会象她一样地说：“我们都是靠他妈的日本、韩国垃圾长大的。”谁知道呢？！

　　摇滚在哪里？摇滚青年们真的是在垃圾堆上狂奔吗？值得庆幸的是，摇滚青年们并没有像《昨天》里的贾宏声整日整月整年地迷醉约翰列农。看看他们在歌厅里的演唱：“抓一把土，撮一大堆，你吐口痰，呸！我洒两滴泪，搅和搅和掺和掺和，成稀泥了嘿！捏一个你，在塑一个我，我中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们亲亲热热拍拍握握，怎么着哇？我们是同胞兄弟！瓷器！”他们试图缔造本土摇滚(像崔健一样？)。“我爱你恨的，我恨你爱的，我就是你们眼里最肮脏的；我爱你恨的，我恨你爱的，我就是你们眼里最唾弃的！”北京摇滚确实够狂够野。不过摇滚歌手们的努力，只换来了不被认同而已。

　　麦克.吴迷恋舞女杨颖的欢声笑语，以下是两个人的一段对话：

　　杨颖：“我整天笑吗？”

　　麦克-吴：“嗯。”

　　杨颖：“傻乐吧，其实我挺绝望的。”

　　麦克-吴：“绝望的是我。”

　　杨颖：“好吧，那基本上呢，我们两个都是绝望的。都绝望才要傻乐呀！哈哈哈哈。”

　　麦克-吴：“哈哈哈哈”

　　大家都陷入了一种绝望，没有什么比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更令人绝望了。在下乡演出期间，摇滚青年们发觉自己的原创音乐根本无法迎合底层民众的精神需求：如果他们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演唱，就会有人叫“下台、下台”或者抛来纸弹，除了改弦易辙跳跳艳舞玩玩杂耍不会再有更好的解救办法。走“走穴”这条路，只能走向艺术的沦落。当然，大家更不满足于混迹地下，躲在城市的角落里挣扎，他们想用自己的声音改变世界！现实却让他们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当平路到唱片公司面试时，遭受冷眼，他所能做的就是愤然而去。更多的时候，大家闷在民房里不无愤怒而又满怀希望地搞原创。和8年前《头发乱了》(1994导演管虎)中的愤青们一模一样。

　　当麦克-吴与杨颖心心相印的时候，平路也厌恶了没有方向的旅程。爱犬的失踪，更使平路陷入歇斯底里：“我到这傻B地方干什么？我唱这垃圾歌给谁听？我本来想好好搞音乐的，结果倒给音乐搞了！”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实现理想竟是如此之难！不久前还傲然说观众不喜欢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却彻底崩溃了。看到平路的脆弱，想不被感动也是很难的。

　　愤怒的平路骑着一辆破而酷的摩托远去。突发车祸，平路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歌声中死去。

　　在纪念平路的演唱会上，麦克-吴终于找到了希求已久的旋律，那伤感的旋律中流淌着平路的生命：“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压路机的声音，伴着伤口迸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平路们的生命、摇滚的声音，在都市的暗夜里继续……

　　谢谢你，张婉婷，为我们留下一段关于生命关于摇滚的记忆。李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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