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公的数千字篇幅的荆轲等五大刺客经典形象，成为后代侠客文化的不绝的源泉。

　　有意思的是，中国的第五代导演却对荆轲都情有独钟。陈凯歌几年前的电影大作《荆轲刺秦王》与张艺谋去年的大片《英雄》有诸多的相同，又有众多的殊异。讲的同一个故事，同样是投资巨大，都号称中国电影史第一大制作，同样是大腕云集，艺术手法同属于国画式的风格……

　　第五代导演为什么会有这一“刺秦情结”？这与他们共有的沉重历史感、对博大精神的追求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有关。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曾经一扫六合、统一天下，建立最强大的强权国家，代表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荆轲则代表一种浪漫的、悲壮的反抗力量。这两种力量的对抗故事，无疑给艺术家带来巨大的阐释及发挥的空间。

　　但纵观《荆轲刺秦王》与《英雄》，陈凯歌拍的是对人性与权力的理解，是根据史书记载而演绎的一个西元前三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意在推翻暴政而刺杀失手的完整故事。陈凯歌借此寄托的是自己对历史的猜想。而张艺谋的《英雄》的剧情实在单薄得可以，很明显，张艺谋的《英雄》不是历史电影，他只想找一个故事载体展示自己的“英雄故事”，他略去了历史人物荆轲，让三个刺客承担他的“故事新编”，除去“一场视觉上的盛宴”和“把耳朵唤醒的音响效果”，几乎没剩下什么。在《英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以概念化了的场景、画面和音乐，频频冲击观众的视听感官。充满寓意的大色块的红绿蓝白的四个段落，贴着中国文化标签的围棋、古琴、书法、武术、侠义、历史；张曼玉、章子怡仙袂飘飘；梁朝伟俊赏深沉，一副悲天悯人志士面孔；陈道明君临天下、大气磅礴……影片极尽所能地渲染、虚构出所谓的东方魅力。故事和人物都退到了边缘，概念和形式成为影片的中心。

　　在《英雄》对传统‘刺客侠士’那种居高临下、自命不凡的审判中，我们隐约看到了一种奴性的伸张和复辟。刺客残剑和无名在秦王束手就擒之际放弃行刺，其理由是他们发现秦王是一位‘胸怀天下、可以一统八荒’的真英雄，也就是真命天子，于是他们不干了，因为‘和平高于一切’，于是他们‘牺牲小我’，一个自愿受王法处死，一个与情侣自相残杀，都像烈士一样成全了我们那位始皇帝的千秋伟业。

　　为了突出自己风格和“东方概念”，《英雄》将角色脸谱化、符号化。为了突出这一生造的“英雄”概念，以至君王不像君王，刺客不像刺客，从刺客到君王都失去“人性、人情和人味”。拿《英雄》与它的“母本”《史记卷八十六·刺客》相比较，《史记》用了3000字左右的篇幅描述了“荆轲刺秦”的前因后果及过程，虽简短概括，却故事生动；看来，历史中的英雄还是需要用“好吃好喝、香车美女”来收买和安抚的，充满人情味和人性的光辉，并不是《英雄》所表现的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相比后者，相信多数观众还是喜欢有人情味的刺客的形象。

　　虽然说英雄莫问出处，但在这里，两位“导帝”相异的导演思维让我们不得不提一提两人的出身。张艺谋是弹棉花出身，“政治上有问题”、贫寒的家庭对他做导演没有过多的帮助，他这一路都是在赚生存，赚成功；相反，陈凯歌出身世家，又在好莱坞混过几年，父母又都是影视界人士，根正苗红，他生活的本身就是思考怎么生活得更有哲理、更有品位。反映在电影上，张艺谋的电影是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而陈凯歌的电影更多的是一种思索，他要探寻的是历史的真相，是人的真性情。借用陈凯歌自己的话，“好的电影就是诚意电影，诚意电影是发自内心的，它是从你的灵魂深处来的。

　　《英雄》只是一部符号化的电影，如此对照《英雄》，《荆轲刺秦王》更像一个胜利者。(老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