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塑造英雄人物的电影中，其叙事技巧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似乎已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叙事追求场面宏大的戏剧式场面，注重气氛的渲染，人物形象追求高大全式的完美，多有豪言壮语式的说教，追求涕泪滂沱的煽情效果，因其政治说教意味太浓，结果给人可敬而不可近的感觉，让观众觉得英雄太伟大，我们太平凡，英雄离我们生活太远，可望不可及。《雷锋》、《董存瑞》、《焦裕录》、《孔繁森.》等影片大多如此。
由程青松编剧、郑克洪执导的电影《沉默的远山》是一部反映当代英雄人物先进事迹的电影，它成功地塑造了党的基层干部周国知的光辉形象。作为周国知的同乡，我看过影片之后，感觉它与传统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电影就是不一样，它是那样的逼真，那样的质朴自然，简直就是生活的真实再现，他那黑瘦的脸膛，他那磨得发亮的竹背篓，他那沾满污泥的解放鞋，他那淳朴亲切的宣恩口音，使人觉得英雄还活着，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生活中的周国知与银幕上的周国知一模一样。这种纪实的叙事风格，既没有拔高美化英雄，也没有贬低丑化其他人物，从而达到令人信服的真实效果。
《沉默的远山》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这与编导的创作意图有关，他们想反映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基层干部的精神面貌，他们追求一种再现生活原生态的电影艺术效果，尤其是在叙事上充满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
周国知的先进事迹已被全国各大媒体广泛宣传报道，先进事迹的报告感动了亿万人民，党中央最高领导已作了重要批示。要在银幕上重塑英雄的感人形象，艺术地再现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这是有很大的难度的。编导们没有走以往塑造英雄人物的老路，而是另辟新径。简要地说，他们把握了主人公精神世界的实质，采用散文化的叙事结构，通过对人物生前生活片段的描述，来展示人物的精神风采，从而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神”是周国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人生追求。“形”是他为人民办的一件件实事、好事。凡能表现这一主题的事件就选，否则，哪怕再煽情，再感人的场面也不要。比如，周国知去世后，方圆百里的群众自发赶来为他送葬，灵柩所过之处要经过几户老百姓的玉米地，当时玉米还没有成熟，老百姓二话不说，砍出了一条五米宽的大道，让他们的主任一路走好。这个生活中有的场面，由于它侧重表现了人民群众对周国知的敬重，与突出周国知勤政为民的主题关系不大，所以编导们大胆割爱。
人物的事迹虽多，编导们却组织得有条不紊。影片截取了主人公生前两年多的时间中所做的主要工作：主管乡福利院和任乡“消茅办”主任。影片以余师傅的照相馆为连接事件的总体结构框架，将主人公的主要事迹在其中徐徐展开，以一个青年男子在此照单人相开始，以周国知一家在此照“全家福”告终。这种反常的开端和耐人寻味的结尾很有深意，除了结构上的首尾照应之外，还有其他含义。其一，余师傅这位残疾军人的照相馆是在周国知的帮助下开起来的；其二，周国知在余师傅这儿为公家买了一台旧相机；其三，周国知曾经给九岁的儿子许诺要照一张全家福；其四，周国知一家终于照了一张“全家福”，但是，周国知本人没有在场，而是他的儿子抱着他的遗像照的一张“全家福”。结尾这张“全家福”，照出了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照出了为民模范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使我们对英雄油然而生敬佩之情。结尾的悲剧意味处理，加重了前面叙事的情感分量。人们至此明白了英雄的舍生忘死，原来是为了家乡父老的幸福生活而疏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从而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痛惜。结尾的画面起了统摄全片，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所有的小事成了一颗颗闪亮的珍珠，照亮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下面以影片展现的画面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全剧以时间为经线，以主人公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为农民办的一件件实事为纬线，展示了一个基层党员干部在处理公与私，国与家，他人与自己的利益时的原则与立场。对集体和国家，他是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不能占公家半点便宜，为了国家的利益，能省则省；对他人与弱势群体，总是先人后己，能帮就帮，总是亏待自己。影片展示的每一个片段，都贯穿着他的这种处世原则。
椿木营乡是恩施州宣恩县海拔最高的一个乡，山大人稀，山高路险，气候恶劣，交通极其不便，号称宣恩县的“西伯利亚”，人民生活极其艰苦，不少农户住在茅棚甚至岩洞里，州里下决心要解决全州这一部分农民的住房问题，这一工程叫做“消茅工程”，土生土长当兵转业的周国知就是椿木营乡“消茅办公室”的主任，并最终献身于这一民心工程。影片描述的就是他在主管福利院工作和全乡的“消茅”工作中所做的一件件实事。他下乡就背着个竹背篓，穿着解放鞋，拄着拐杖，翻山越岭，为贫困户送去救济款、救济物，或者是种子、肥料、农膜、农药，甚至猪崽。虽说是干部，衣着打扮全是地道的山民。说话没有官腔和官味，对人始终面带微笑，一片真情在其中。
为了省钱，他给公家买的是二手相机，为了让福利院的老人过好年，他跑到几百公里外的建始县去拉价钱便宜的好煤，为了节省装车费，他宁愿自己装车，累得胃病当场发作，为了节省住宿费，他在煤车上过夜。为了福利院的老人过个愉快的新年，他进县城买来四百块钱一斤的茶叶。大年三十，他先让福利院的老人吃了年夜饭，致了祝酒辞，这才匆匆忙忙往自己家里赶。手里的相机，不说用来为自己或孩子照张像，连儿子摸一摸相机也不准，儿子长到九岁还没照过像，他许诺要照张全家福，至死也没有兑现，还是妻子让孩子自己卖了二十个鸡蛋，自己去照了第一张像。对待特困户容天桥，他不怕受误解，受责难，始终笑脸相待，并且三番五次自掏腰包周济他，甚至把妻子拿来给他补身子的腊肉也硬塞给他。过年了，他不给自己的孩子买新衣，却给贫困户的孩子送去新衣服。自己女儿来看他，他要给女儿泡方便面当晚饭吃，女儿不愿意，他才请女儿下馆子，但这是他们父女俩最后的晚餐。妻子患有严重的风湿病，他只是用白酒泡草药来医治，痛晕死过去了，儿子才把他从农户的建房工地上找回来。
为了完成“消茅工程”这项艰巨的任务，他简直没命地干，一旦胃痛发作，就随便吃点斯达舒，并且总是说：“老毛病又犯了，没事。”远在建始的医生多次打电话催他放下工作彻底检查治疗，他总是以忙不过来为借口拖延过去了，直到他痛晕死在下乡的乡间小路上，被他帮扶过的哑巴发现，这才被人们送到县医院做彻底的检查，但已是肝癌晚期。实际上，从他到建始拉煤到晕死路上，他带病拼打了两年多。影片真实地展示了他在完成“消茅”工作中与病魔做斗争的情景，给哑巴家送猪崽时，痛得他蹲在山路上；搜集特困户资料时，他坐在农家的院坝里边吃药边开现场会；走到最后一家茅棚户时，他痛得用拐杖顶住胸口，让老袁替他完成了旧屋拍照工作。
但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却死活不肯住院做无用的治疗，不愿浪费公私钱财，坚决要求回家等死，表现得是那样的冷静和坚强。临终之前，他牵挂的是公家仓库的修补，救济物品的保管，并给自己撮合的一对新人盖上结婚公章，然后，安详而深情地望着门外的远山，默默地走完了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以上是影片表现周国知先进事迹的主要画面的内容梗概，这些画面拍得真实而自然，没有丝毫的美化和做作，给人的感觉是这不是演戏而是现场偷拍，把人带入真实的少数民族山寨，体验当地的百姓生活，感受这里的干部的真实的灵魂，从而被他们的真诚所打动。所以，事虽小而件件实，话儿不多句句真，没有豪言壮语的表白，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但却显示出人物内心的纯洁和高尚，集真善美于一身，于自然朴实中显示英雄的本色，给人真诚的感动，这就是本片的叙事技巧所达到的审美效果。不要小看这种平淡自然的叙事风格，它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现象与本质的高度统一，英雄平淡朴实的外表，默默无闻的行动，与内心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美好理想形成强烈的反差，给人巨大的心灵震撼，从而产生一种崇高之美，悲壮之美，这种艺术效果是那种带有浓厚的说教意味的电影所没有的，这是本片的成功之处。另外，为了体现纪实风格的特点，本片的语言完全采用当地的方言，使影片充满了浓厚的地方特色，增强了逼真的艺术效果。总之，这种平淡自然的散文化的叙事技巧，类似于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平淡质朴自然，看似没有着意经营，实则别具匠心，浑然天成，完整混一。
另外，本片在叙事时饱含着浓浓的抒情色彩，几乎每一个画面都传达出特定的感情，每一幅画面都是某种情感的符号，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周国知的妻子碧秀在给丈夫盛鸡汤时，汤碗突然摔碎在地，她楞了一下，一丝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马上跑到屋里把一对儿女叫到丈夫身边，这时丈夫已经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一家人进行了最后的话别。通过这一镜头，表现了妻子对丈夫的深情，仿佛达到了心灵感应的地步。(阳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