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贱文化的本质？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自虐传统”，还是人性固有“原始欲望的表露”？是文化“禁锢性压抑”下的自我释放，还是“各种恶俗猎奇心理”的满足？
朱大可:现在的“犯贱”，完全是自轻自贱，是一种主动态。“我是贱人我怕谁”，这里隐含着一种深刻的自虐。贱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自虐文化。这种自虐传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项重大遗产，这是它能够在整个华文地区泛滥的根本原因。
许子东:观众喜欢看这类节目，或者说这些艺人、普通人能够红起来，主要是满足了“看客”们的各种恶俗的猎奇心理。看客们在满足了自己偷窥欲望的同时又满足了自身的优越感。既喜欢看，看完又要骂，骂完再自我感觉良好一番。
梁文道:现代人的生活一直处于很紧张、很压抑的状态下，因此向往做一回真正的自我——即与众不同、违反常规的人。因为闷，所以喜欢看到下流、贱的东西，从而得到释放。但是这种贱只会存在于媒体上，日常生活反而会因此变得更谨慎。
张颐武:“贱”现象的泛滥，只能说明公众的承受能力和宽容度正日益提高，最早的时候，谈邓丽君都会被视为动物凶猛，而现在“芙蓉姐姐”能够引来众多跟帖，与其说是愤怒声讨不如说是公众对这类犯贱之人趋之若鹜，是一种原始欲望的表露。
贱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自虐文化
上海大学教授朱大可
“贱文化”中的“贱”跟我们传统意识中的“贱”，还是有很大差异。“贱”这个词，原先专门用以描述社会地位低下和政治权力丧失的社群，即所谓的“贱民”，以后才派生为道德用语，用以形容品德低下的状态。这些语义是被动地遭受政治虐待或道德歧视的结果。而现在的“犯贱”，完全是自轻自贱，是一种主动态。“我是贱人我怕谁”，这里隐含着一种深刻的自虐。贱文化在本质上就是自虐文化。这种自虐传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项重大遗产，这是它能够在整个华文地区泛滥的根本原因。
自虐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反面遗产。为什么过去没有现在表现得那么显著，那是因为过去它总是包裹着优雅的外衣。比如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牧马人》，都描述了男主人公从政治受虐转向自虐的过程，但它的荒谬性被张贤亮优美的抒情和叙事所掩盖。但是现在你会发现，自虐已经变得更加赤裸、直白和粗暴，不需要任何道德修饰。自虐文化的本性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自虐文化的叙述方式而已。它当然需要我们加以反思。但既然是一种遗产，你就不必感到惊讶。自虐文化的形成，源于数千年之久的专制制度。长期的思想钳制形成了对人性的虐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持久性施虐”。受虐者在长期遭受虐之后，为了适应恶劣的环境，它会把被动的受虐转变成主动的自虐，从而在其间获得巨大的快感。这种自虐的快感，使反抗变得毫无必要。
在过去，自虐虽然也会带来快感，但它像做爱一样，是一种私密性很强的东西，人们对它会有强烈的羞耻感。它需要掩饰和躲藏。即使在西方，这也只是一种俱乐部文化和家庭文化，必须在相对私密的空间里展开。但现在的犯贱，却是堂而皇之，肆无忌惮，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只是一种话语自虐，而不是直接的肉体自虐，所以更容易超越羞耻感。
同时我认为“贱文化”也是1980年代“潇洒主义”在“零年代”里的延续。它的第一步是反崇高(像南京的“他们”诗派)，第二步是嘲笑一切(这是王朔的作为)，第三步就走到自嘲和自我犯贱上来了。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里，还闪烁着某种流氓英雄的抵抗色彩，那么到了“贱文化”，就只剩下江湖无赖的卑贱气味，它表明犬儒主义越过“潇洒美学”，已经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征服。但它连犬儒都不如。因为犬儒是蔑视权贵的，但“贱客”却是一切权力的奴隶。
对于现在流行的“超级女声”和“芙蓉姐姐”现象，我认为不能同“贱文化”混为一谈，因为他们没有自虐。她们只是过高估价自我而已，这通常是对自卑的过度反拨，但终究还是属于人性的一部分，只是互联网和电视放大了它的效应，从而引发了人们的不快和反感而已。
某时尚杂志曾经以“人贱人爱”为话题，宣称贱是一种“闪亮的人格”，企图把这种“贱文化”改造成一种普遍的时尚理念。它的努力显然没有白费，犯贱者正在茁壮成长。这种“贱人”人们过去叫做“贱客”，它最初来自香港搞笑影星周星驰的无厘头影片。在那些影片中，面对强大的对手，主人公通常会突如其来地跪地求饶，在逆来顺受的屈辱和自虐中展开玩世不恭和自我解嘲的游戏。这是后集权主义时代典型的精神特征。在一个不公正的社会境遇里，面对无助、委屈、尴尬和精神遭受蹂躏的时刻，“自轻自贱”就成了“做人”的基本策略。
既然有人喜欢，那必定就会有人出来秀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许子东
对于近一段时间台湾一些综艺节目，还有网络上诸如芙蓉姐姐那些“个体自我表现”所带出的文化潮流，我的观点是既然有人喜欢看，那必定就会有人出来秀(what you want, what you get)，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道德败坏或是一种堕落的表现，而是一种通俗文化，当然，是属于格调比较低级的通俗文化。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审美规范就分为四类：优美、崇高、滑稽和丑怪，所以说丑化自己可以算作是一种审美规范。至于近代，鲁迅的小说也有针对这一现象的揭示，他的小说通常都会有一个人间接或直接被示众，满足了周围人的“看客”的心理。在《药》中，被砍头的夏瑜是英雄化的示众者，《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丑化的示众者。
荒谬现象的背后总是有正当的理由。如今这种“贱文化”的出现，我认为主要原因基于三方面：表演者自身、观众的动机以及传统价值观受到的挑战。
在前现代时期，讲究什么是好；现代讲究什么是真；而到了后现代，则讲究什么能卖。在表演者来说，我唱歌没人听，讲话没人愿意关注，擤鼻涕倒是有人来鼓掌，那当然是怎么出位怎么来。
表演者也分两类，一类是电视上的艺人，比如台湾的那些综艺节目，他们受日本的影响比较深，日本有很多搞怪的节目，比如有人花钱看人上厕所，有人花钱让人把自己绑起来。另一类是网络作秀者，他们都是普通人，在网上用各种方式秀一把来博出位的动机很大，同时这些人也大都很自恋，自己看自己不够，还要拿出来在网上现。
观众喜欢看这类节目或者说这些艺人、普通人能够红起来，主要满足了“看客”们的各种恶俗的猎奇心理。纯偶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后现代主义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被颠覆。网络把原本不上台面的东西都来了个现场直播，新的文化工业使得美跟丑的东西没有了界限。看客们在满足了自己偷窥欲望的同时又满足了了自身的优越感。既喜欢看，看完又要骂，骂完再自我感觉良好一番。
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儒家文化是要把精英思想教育给下一代，如今这一传统价值观受到了民主制度的挑战。民主制度就是由普通人来决定一切，再高雅也不能决定低俗的人的趣味。你喜欢贝多芬我喜欢赵薇，就算你觉得庸俗但你也管不了我。同时中国的传统观念把真善美定位得比较高，对色情工业禁止得特别厉害，同时一系列的艺术审查分级制也迟迟不见有动静，因此导致了涉及到性方面话题的有意作秀让一干民众趋之若鹜。
总而言之，我认为通俗文化的体制化和产业化会成为一个趋势，因为它符合更多人的一般需求。但是真正低俗的东西是成不了气候的，过一段时间自然会渐渐淡化。
贱文化意味着一种通达的人生态度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
其实不必大惊小怪，像《康熙来了》、《残酷一叮》这类贱节目，中国古来有之。“东北二人转”的民间普及，包括我们以前热衷于听相声，看歌女卖笑，和朋友之间说点荤段子，意义和现在看所谓的低级趣味节目是一样的，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贱文化并非这个时代的新生事物，它是一早存在的，并且大有市场，不过现在它转换了载体，堂而皇之地登上了电视媒体。
贱文化的当道是因为收视率决定了它存在的意义，大众乐于消费它。从前，我们的节目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精英文化，是一众人在电视上以清高的姿态教导观众应该如何娱乐，指挥你的意识，而现在，大众文化占了上风，电视也转向开始迎合普通人的趣味。
必须要强调的是，贱文化和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出现的反英雄和反崇高的社会潮流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时候的反崇高，是一种崇高的反崇高，具有很大的社会责任感，王朔那帮人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么一件事情，只是选择了一种不太普遍的表达方式。所谓的反崇高，其实是在呼吁真正的崇高。而如今的自嘲和自贱，是一种游戏的心态。
大家会不会继续“贱”下去，现在还没法下定论。这取决于公众的承受能力和“贱”的尺度。看他人自贱，从来就是人性中不可抹杀的弱点，需要正视它的存在。要说贱，现在无处不在，翻开报纸，社论版都是言之凿凿，义愤填膺，到了娱乐版，又是统一的八卦和“走光”文化，前后的自我矛盾同样是贱。这种现象的泛滥，只能说明公众的承受能力和宽容度正日益提高，最早的时候，邓丽君都会被视为动物凶猛，而现在“芙蓉姐姐”能够引来众多跟帖，与其说是愤怒声讨不如说是公众对这类犯贱之人的趋之若鹜，是一种原始欲望的表露。
很难给贱文化下定论，只要它不越过人的承受极限，就没必要惊恐。另外，也不要认为它是在挑战和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其实贱文化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传统之中，谁不喜欢看他人出丑？如果说它的价值所在，更多的是一种宣泄的快感，无论是犯贱之人或是观贱之人，都能宣泄出自己的一些小小阴暗。我们推崇道德的诉求，并不一定要否定贱文化，那样就是在否定一些人的天性。至于还会贱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大众的伦理观念和欲望的博弈，双方都在努力找到一个共同的平衡点。
贱文化也意味着一种很通达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张菲还是吴宗宪，他们在台上自嘲自贱，作贱他人，其实都是一种通达的态度，你可以说，他们看透了人生，看透了自己。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点表演狂和暴露狂
香港传媒人梁文道
“贱文化”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会的趣味标准体制出现了问题，也不会形成一种文化和娱乐方式的泛滥。相反这会起到一种警醒的作用。我把“贱文化”归为两类，一类是电视上的作秀节目，一类是网络上的贱文化。
台湾的这些综艺节目并不是最早的起源，电视上的犯贱是日本人发展起来的，目的就是挑战人的底线，挑战道德禁忌的底线。人们也很乐意看这个，觉得好笑，很爽。比如现在香港也有类似的“无敌奖门人”这样的节目，观众就是喜欢看颠覆传统的主持人的庄重形象，就是喜欢看非正常人的言行举止，而且觉得没什么，很能接受，因为电视本身就不是个正常的地方。这些搞怪、作贱不可能发生在大街上，就应该发生在电视上。
至于网络贱文化则是出于很多普通人的个人原因。我相信每个人其实都有一点表演狂和暴露狂的，一些人会有娈童僻、换妻嗜好甚至是人兽恋，原来这些人都是要躲起来的，现在网络让这些东西都可以公开出来，用个假名就可以展示出来，当然这是属于比较极端的例子。普通的就更多了，比如BBS和Blog日记，都是把自己私人的东西拿出来现。可以说这种表达欲大部分网友都有。因为网络世界其实是又公开又私人的，很暧昧，给人一种舒服的匿名感。很多人觉得这只是自己和电脑之间的游戏，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会觉得芙蓉姐姐之流很“下贱”，但她自己不会觉得。
现代人的生活一直处于很紧张、很压抑的状态下，似乎就有一种命令在不断要求人们去做真正的自我——即与众不同的人，违反日常规范的人。因为闷，所以就喜欢看到下流、贱的东西，从而得到释放。但是这种贱只会存在于媒体，日常生活反而会因此变得更谨慎。媒体的贱文化其实起到了一种代替作用，人们喜欢看，一边看一边笑骂，眼睛嘴巴过了一把瘾，行动上反而就不会贱了。我看那些八卦小报，看到的女星大腿比看到她们脸的次数还多，人们看走光照片看多了，相反的就会时刻提醒自己在大街上不要轻易走光。这种作用就如同政治笑话的作用，有助于政权的稳定，老百姓嘴上说笑过了，反而就不会想要去闹什么革命了。
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反英雄反崇高潮流，以及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言论和现在的“贱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那时受资本主义影响，要“强调自我”，但是自我是什么？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只知道需要自我，要表达自我。王朔的言论其实也是在表达自我，不要拿“我”以外的东西来约束我。所以这个创造自我的过程很重要。只不过现在和当时的不同在于王朔是个名作家，而现在因为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跑出来表达自我了。
如果有一天你看见有人在大街上做些犯贱的事，他肯定是在为拿到网上去秀而准备。一般人不会因为贱文化的流传而去追崇的。
《新周刊》：贱，也许是传媒道德的另外半边脸
《新周刊》：无厘头·贱客·贱文化
从“我秀故我在”到“贱文化”的风行
贱，没有颠覆任何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