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看《千里走单骑》，个人似乎有很多理由。首当其冲是老谋子近年的几部作品对当下的中国的现实问题没有做出身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做出的任何回应，完全采取回避的态度，一改上世纪树立起来的敏锐洞察、尖锐批判的电影风格家形象，而变得无关宏旨，甚而不时沦落为权利核心的帮闲、护院角色。
因武侠电影为名的《英雄》，却试图在超强烈快感影像的轰炸下试图潜移默化地强
迫观众接受其“皇权是性感而人道的”这一法西斯式反人性理念；而《十面埋伏》里，官方捕头与民间反政府义士之间的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猫鼠游戏，竟然以一场情敌的决斗场面做了了结，影片对这个故事基本内核的推动因子，最终没有给出任何答案，把问题搁置成为就是导演的最终态度。基于此，观看张氏新的作品意义在哪里，有多大，我很怀疑。
在拒绝参与集体朝圣般狂欢式的观影仪式之后，陪朋友看了这电影。不可否认，影片有一个值得让人期待的开局，但在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我却感觉掉进了一个精心编制的彻头彻尾地近乎完美的骗局。
影片从高仓健扮演的父亲试图挽回父子情却遭拒绝的困境开跑，在极其高效的叙事推进中不断引入新的人物、情境、问题和矛盾，宛如关二年一心为投刘皇叔重温兄弟情而过五关斩六将一样，硬汉自然定要硬着头皮死嗑了。编剧邹敬之在开场不久便把这一父子关系的处理，“巧妙”替换为已是牢狱之身的李加明与其私生子的问题。于是高拍摄傩戏的行动，也随之转化为与监狱的沟通与对话，实质上即是人性与国家机器的对话。这么编，用意在于将中国的问题和故事引入进来，让影片看上去尽量像是个中国电影，同时将主人公自己的家庭、情感问题、日本的现实抛掉。有人说忽略掉这些，是避重就轻，我倒觉得熟轻熟重这个问题值得商榷。难道就因为中国观众很容易自我代入到李加明的位置，高田就成了个摆设？李的问题是私生子，顺利地被传统观念接受了。OK，那高田父子关系为何僵持多年？几个电话就能一笔勾销？全景镜头下被蓝调的自然静观衬托地那样渺小、孤独的沉默的高田的内心，他坚毅的面容后逃避的是什么？儿子健三的焦灼、孤独只言片语就可以打发了？导演对这些都很漠视，儿子病逝将一切作了非人道的草率解决、化上句号。导演对人性和情感的关怀表现出如此一边倒的取向性，只能说明制作者商业策略的功利。于是，高田宛如加拿大的热心大叔白求恩一般无辜地经历了一次国际主义之旅，千里迢迢来中国玩了把助人为乐。
话说回来，影片确实积极地涉及了人际，家庭情感的探讨，并借“面具”对现实情感壁垒做了形象的隐喻。但当情感不在只是个人问题，而与社会和体制发生关联时，故事就开始变味了。云南民风淳朴没错，侨办、村委会的的态度可信。但对一直在场的监狱与警察的粉饰伪善描绘就太可怕了。事实上，他们的参与与帮助下，完成了一次“千里走单骑”恶毒煽情。监狱的娱乐室内，转灯亮，音乐起，众囚徒莫名泪水，台上带着镣铐的忘情表演……导演在这个颇具超现实的场景里，煽情压倒一切，不仅“中日”两国人民的所有情感问题都雪消冰释了，两国友好握手了；同时更悄然地将“囚徒—监狱”之间个人与国家机器、集权都化解了。狱警的亲善、友好形象就更加赤裸地在为国家机器的暴力作粉饰了，与现实的真实状态差距何止以道里计。不过这也难怪，编剧邹敬之只是把他在《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荧屏上书写的性感皇权故事惯性地移植到了当代背景、大银幕上，结果是影响更加直接、更加恶毒。影片的结局，让我一下想到第六代导演张元为进入体制所拍摄的〈过年回家〉，类似的女警陪同服刑的女儿过年回家，并见证和完成了一场合家团圆戏。异曲同工，二张面对体制时，不约而同地选择压抑人性的声音，可见的是以亲晴故事包装的标准主旋律内核。张元后来进一步蜕化拍摄了给党的献礼片〈江姐〉，彻底与从前的立场说再见。张艺谋通过〈千里走单骑〉也算是大步赶上了。艺术家的转变，真得可以一日千里！江南疯子/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