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时我就曾经好奇地想，以电影的方式，去理解我的父辈，甚至试图仅仅通过一次观影就将那种叫代沟的东西从我的词典里消除掉。换句话说，对于一个摇滚青年或者文艺青年，当他们迷恋地谈论起本无与他们无直接关系的西方六十年代时，他们可曾经知道同样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家和长辈们也在经历着一种疯狂，然后因为那十年而伤痕累累，草木皆兵……
青春对他们而言，是一种严肃的仪式，而仪式通常都很短暂，没人谁能延续青春，甚至借助其他方式延缓衰老，不像现在。
影片一开始，车站的大喇叭就把我们强行拽进了那个时代里，免费的医疗服务，钱包认领启示。我一直觉得张静初是个很酷的人，导演也肯定是这么想的，所以她必须完成某些只停留在普通人潜意识里的行为，即便是在那样一个缺乏想象力的年代，把那些琐事艺术化、诗化，即便要还原生活的本色，也要衬托出与众不同的浪漫和执拗来。这或许就是张静初的气质，更是不同导演们统一的OK标准。
这次电影叫《芳香之旅》，多么美好的名字，谁能想到它与哀伤有任何的联系。
电影总是喜欢制造麻烦然后解决掉它，它的速度比电视剧快，因此节约了时间。对于广大没有更多的时间坐在柔软沙发上整月定时守候在电视剧旁的你，即便你也对60年代无比好奇，或者根本就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在你已经快要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中流砥柱时，与你有同样的嗜好的电影人也在行动，无论是60年代还是70年代，从《孔雀》、《青红》，到现在的《芳香之旅》。一路走来，像是骑着单车的乡村放映员，留着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披头士发型，深一脚潜一脚地在泥泞的小路上追逐理想，那机械的理想，包含着回忆的甜蜜与苦痛，却在没有发展有后悔药卖的药店——无论你多有钱——除了艺术，小说或者电影，你能找回失去的青春、爱情、誓言，胶片的记录让这一切变得合理起来，但不合理也没脾气。
有时候，人可以彻底摆脱时代的束缚去思考，但很少有人能把想法在以对立时代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人这么说了，就得做出牺牲，付出代价。人活着究竟是越来越没有梦想，还是做梦的时间越来越长？起码在上面三部影片里，答案是前者。不同的是，《青红》里的呆滞被巧妙着隐藏起来，变成短暂的瞬间；其他两部片子不一样，他们喜欢把痛苦先放大，然后艺术化，虽然同样是强调个人与时代表情的统一性，却因为以小人物、小事件，简单到一开始你就能推测出结果的小故事为主旋律，而让观众倍感亲切。
其实我一直以为《芳香之旅》到最后，那个上海男人刘奋斗应该从国外回来，然后挽救春芬的后半生。矫情一点说，按照春芬的个性，也只有这个人的归来才能使自己的心灵之窗再次被打开。我也一直觉得由于沟通的不顺，让本来美好的一切变得偏激，甚至癫狂，最后都以相对惨烈的方式被终结……你知道，一个人活着可以没有有上顿没下顿，可以没有爱，没有性，但必须有一个精神支柱，得找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即便很艰苦，也不要紧。所以，张静初又骑着单车飞奔着，这次单车的后面没有由床改造的降落伞，而是一种沉重，责任——到最后对现实的无所谓，等待，然后以如此无辜和平静的表情，等待死亡，等待温暖，或者根本不知道在等待什么，无所谓的人生。拥有这般遭遇，谁人还能保持消瘦的乐观？
岩井俊二的在日本打了喷嚏，MV一样唯美的画质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深究关于国画与油画的区别，因为它最终只有两个身份——艺术品和商品，所以它穿着军绿色去眷顾60年代，但这种跟随，在国籍绝对不能搞错。
大制作跟李安，小制作跟谁——顾长卫？在获奖和票房的双赢前提下冬泳，本不是艺术家的性格，但绝对是文化商人的嗜好，《芳香之旅》何等的酣畅淋漓。
你看《世界》最后抬出的那两俱尸体，你是否能想到那张冰冷冷的床，但再冷也比《青红》里的死刑宣判温暖。这是两个极端，比之《孔雀》和《芳香之旅》要残酷，更像是与时代对抗时高昂的头颅，是一种表情，但因为那一高一昂而失了宠，败给了骨子里有一半琼瑶情结，一半王朔情结，并且属于把持了话语权和消费权的众人手中。依我看，要么就温情中隐藏点哀愁，要么就幻觉中添加一丝哀伤，反正是怎么小资怎么来。中庸的时代不哀伤，怎么赢得票房，依靠票房混生活，怎么能不布衣平房？
或许我太敏感了，仅仅一个艺术记录被我看成了文化现象。任何人在拥有执行能力时去怀把旧都没什么，只是当它们有起哄的嫌疑时，就接受得没那么舒服了。
实际上，我喜欢这样的片子，无论怎样，我们为什么拒绝描写我们自己的影片，为什么对小人物为主线的影片显示出过多的疑惑？当一部电影，以人性为艺术终极时，它最终就是中国电影的进步，虽然缓慢和不到位，但也在缓慢推进着。你拍出了跟过去截然不同的东西，你的片子里时代只是背景和印象配乐，只是一些必要的观影线索，无论怎样的年代，人终于被摆在本应该占据的位置，不是道具，也不是棋子。
闻起来有种淡淡的哀伤，想一想一切似乎又无懈可击。文/李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