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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偶像》第六季:美国偶像中国制造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2日14:20 网友来稿

  “美国偶像”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业余青年歌手大奖赛,在一本正经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这个制造草根偶像的另类节目却已经席卷全世界,欧洲、美洲、大洋洲甚至以色列都有自己的“流行偶像”。近两个月来,通过“美国偶像”一夜成名的华裔青年孔庆翔已经成为流行音乐史上的神话,他在唱片排行榜上的成绩超过了包括马友友李玟在内的所有华裔音乐人,而现在,这种造星节目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有业内人士预测,此类节目将成为益智类节目后最火的节目型态。

  打造草根偶像

  国内最早的同类节目叫“超级男声”,创办者廖柯回忆说,它的确来源于“美国偶像”,从去年七月开始,最初只允许男选手参加,节目也只在湖南播出,第一次报名只有一百多人,但节目开始播出后,每日以二百人的速度递增,两周内有3000人报名。当时的奇迹现在已经不算什么,改名叫“快乐中国超级女声”的这个节目在湖南卫视先播出后,6月初在武汉一地就有一万多人报名,主办方不得不告停,总导演彭志坚告诉记者:“就连三个评委走在街上也会有人要签名,他们本来只是普通人,靠作评委让大家认识也是少有。参赛者的火爆就更别提了,选手杨杨告诉我,长沙的中学已经被她摆平。”

  同样的局面也在另一档同类节目——华娱电视的《我是中国星》中出现,这个刚在北京播出一次的节目已经接待了自费从香港坐飞机来报名的选手,监制甘琼得意地说:“仅仅北京就有25万北漂,何况我们还是面对两岸三地。”

  这些节目的基本形态都来自于英国的“流行偶像”,初赛在一块简陋的布景板前,无伴奏、无话筒和任何辅助设备,参加者清唱自选歌曲,评委有三人,一般是两男一女,身份是唱片公司老板和行内资深人士,如果觉得选手表现不佳,可以随时打断,再加上冷嘲热讽式的评点。比如《我是中国星》就很典型,评委是玉女歌手杨钰莹、制作人高晓松和唱片公司总经理宋柯。他们的选择相当刻意,高晓松是最刻薄的那个,相当于“美国偶像”中的SIMON COWEL,杨钰莹是“安慰天使”,在职选手最窘时缓和气氛,宋柯则以市场身份分析。评委的尖刻超过以往任何节目,“超级女声”评委李文君举例说:“以前作超级男声时,某选手说自己从株洲来,我就说,你忘了一件东西,他问忘了什么,我说忘了带调门。还有一次选手在台上耍酷脱衣服,边脱边说‘我已经成功了一半’,我说‘你只能成功一半,因为没有一家电视台同意你全脱’。现在改做女声了,就不敢太严厉,怕女孩子受不了。”高晓松就不管这些,某次他在节目中夸张地模仿一位女选手的颤音,引起其他评委的哄笑,选手们轻则浑身发抖脸部抽搐,痛哭失声也是常事。这样有张力的场景非常适合电视播出,彭志坚表示:“最初我们也追求这种效果,但我们的评委不是高晓松这样的名人,表演性不强,后来发现态度温和些观众同样接受。”另一个原因是报名人猛增,评委一天要看两千多人唱歌,评委夏青(blog)说她那时接近麻木,很多时候已经无力评点。第二阶段是复赛,对选手略微包装后进入录音棚,最后则是舞台表演和当场票选。

  前两年各种模仿秀和歌手大奖赛红极一时,现在已经难以为继,湖南卫视总编室主任李浩分析各种选秀节目的异同时说:“像超级女声的前半段是真人秀,后半段是选秀淘汰,它做的就是把以前歌手大奖赛的初赛的全部过程展示,另外再加上观众投票式的大众参与。”这种被称为“零门槛的全民歌唱运动”卖点是参赛者的无限制,上至88岁的老奶奶,下至16岁以上的中学生,通过他们的原始表现来娱乐大众,选手的低水准演唱常常让工作人员笑得无法录制,他们使用各种方言、奇形怪状的台风却不自知。甘琼表示,参赛者并不以为这是种侮辱,知性的人是不会参赛的,既然参与就有心理承受力。夏青也说,作为评委,她有时会故意打击那些做明星梦的孩子,“但他们的心理承受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坚强,总是我们走到哪里,他就会一次次来参赛。如果真能给他骂回去,家长反而很感激我们,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是不适合做明星的。”另一个评委,某唱片公司总经理金焱说:“这个行业是最没有奇迹发生的,但大家却总有相反的想法。”其实相当多参赛者也明白他们并不适合娱乐圈,李浩解释说:“一部分人参赛的目的就是免费上电视,对于观看者来说,它既是演艺界的缩影,选出来的又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草根偶像。比如孔庆翔,他的外表、声音和一切都是反偶像的,但他属于民众的选择,即使是绝对专业的评委也要屈服于民众的呼声,把已经淘汰的孔庆翔重新召回。”

  娱乐节目本土化

  让观众凌驾于评委之上,是电视台讨好观众的策略,比美国人更极端的是,“美国偶像”最终还是由评委决定的,而在“超级女声”这里,最后的优胜者由观众投票。金焱表示,每个结果都让他跌眼镜:“比如说有‘惯口’(歌厅套路)歌手是我们所不喜欢的,但观众往往喜欢这种有技巧的,而作为生产者,我就要那种将来会红的,而不是现在红的。”国内现有的娱乐节目,基本都是欧美节目的翻板,李浩不认为单纯的模仿就能成功:“我们只有少数人看过〈美国偶像〉,其它同行也能看到,但为什么我们先做?因为娱乐节目必须有个本土化过程,改良后的“超级女声”和“美国偶像”已经有较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偶像”强调淘汰的残酷性,会展现人性的丑恶面,我们就会加入观众投票挽救淘汰选手的环节,加入温情元素。”事实上,煽情也是国内电视人最拿手的一招。

  虽然强调本土化,选秀节目的出路还是要面向尽可能的大范围,这也是湖南卫视把“超级女声”作为品牌着力推广的原因,在湖南本地,类似的节目就有好几个。甘琼也说,中国本身是卡拉OK的巨大市场,不须交费的娱乐何乐不为。虽然参赛者中有一半是低龄人士,似乎对广告招商不利,但彭志坚表示,收视人群却集中在24——45岁之间,这些孩子的亲友都是成年人,他们一定会观看。此外,短信投票也是赢利方式中一种,决赛时有几十位选手参加,每位选手都有十几万次的短信投票,以每条0.5元计算,这也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在美国,博彩公司会为每个新偶像的出炉下赔率。“美国偶像”为福克斯公司每年盈利一亿美元。李浩表示,湖南卫视对这个节目很重视的原因是可以开拓周边产业,“像无线电视台的艺员都是由港姐或艺员培训班培养的,我们也想建立艺员制,这是电视行业的必然趋势,我们捧红过很多演员,包括〈还珠格格〉,但那些演员戏拍完就和我们没什么关系了。不仅是主持人,包括以后制作的电视剧的角色,也由这些人中选出。”湖南卫视就为“超级男声” 制作了一张专辑,销量在当地很好,“现场签售了1000多张,同一天的阿杜才签了300多张。他们可能只在本土火一阵,但对于电视台来说就足够了。”彭志坚说。现在“超级女声”有三个选手就已经和湖南卫视的合作唱片公司签下艺员约。

  李浩告诉记者,娱乐节目是创新最快的节目,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它是淘汰率最快的节目。一个节目成功后,大量的复制节目接踵而来。以《玫瑰之约》为例,它红火了五年就进入了衰退期,粗滥的复制是损害节目的原因之一。“任何节目都不能防止被模仿,即使是《开心辞典》,它也没有完全买下版权,被复制也是不能避免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原创程度越高越好。” 只是在国内目前的电视制作水平下,原创出经典节目只是个理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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