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柳广文

　　一位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能给我们什么呢？答案是《车逝》(blog)。

　　今天下午，抱着对一部没有对白的电影的好奇心去参加了一场有组织的电影观映活动，尽管没有对白在电影史上已不是什么新奇事了。观看完影片后，大家和导演书亚进行了交流。

　　《车逝》就是为没有人物对白而作的电影，这即是影片的主题。就像影片开始时字幕上表达的——让语言声明狼藉。而且，导演自己也介绍影片制作周期已经有三年了，前后也剪了好多版本，原定的剧本在拍摄时也没有使用，剪辑时也改变了拍摄时的好多想法。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对对白的放弃。因此，为何不能说是人物对白的缺失主导了这部影片呢？

　　观影后的讨论中，大家更多倾向于探讨“故事”这个议题。虽然影片发行方的宣传彩页上乱七八糟地写了个故事介绍之类的东西，也使用了“故事”这个词，但那个或许只是导演最初创作时的一个创作背景介绍吧，因为单从影片呈现出来的影像和声音我们无法得知彩页中讲述的所谓故事。例如，彩页上的文字说明片中女主角叫美美，可是谁能从影片中得出她的名字呢？我们更愿意用“王珞丹( blog)”来称呼她。的确我们受传统叙事形式影响太深，看每一场电影总要在这电影中拼贴组构出来一个完整的故事来，以致忽略构成影片的其他东西。中国文化有叙事的传统，唐宋传奇小说、明清演义自不必说，即使诗歌，先人也创造出叙事诗的形式来。中国戏曲也是通过人物唱词、动作来讲述一个故事。那些老戏迷对自己喜爱的曲种只要听一句唱词，就知道这出戏有个什么故事背景，讲了一件什么事。这种文化上的传统影响到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上世纪一开始就从没和叙事断过关系，叙事成为电影的主流。脱离了叙事，我们就不会理解电影了吗？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会骂《车逝》的原因，因为从叙事上他们无法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故事出来，他们得不到满足。要从影片的影像和声音整理出宣传彩页上的清晰故事来是不可能做到的，也许只有导演书亚自己知道这个故事吧，因为我们其他每个人都有和导演不同的大脑。

　　所以，对这种实验性质的影片，我是不主张从叙事故事的角度来理解它的。《车逝》其实就是表达了导演自己对于电影本身的一种理解，用一种视听片段的组合方式。因为人物对白的缺席，因为隐晦疏离的情节，我们有机会开始注意音乐音响，开始欣赏美丽的画面。假设这部影片的故事性很强，我们能注意到这部影片中夸大了的音响效果声吗？我们能注意到那些广角镜头创造出的变形画面吗？王珞丹引导着那辆红色汽车在公路上沿曲线行进的一场中，欢快的音乐那么舒畅动听，漂亮的女孩绕着车的跳动简直宛如舞蹈，以至于连车的行进也好似舞蹈化了，这样的场面难道不美吗？为何不坐下来静静享受这美丽的情境呢？非要追根寻底地问导演他讲述了什么故事，然后根据故事再来评判影片。这种方式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就像钱钟书讲的，鸡蛋好吃就行了没必要寻找那个下蛋的母鸡。我们要弄清楚导演的故事和宣传彩页上的故事介绍无疑相当于在寻找那个下蛋的母鸡。《车逝》讲述的是情绪，而不是故事。

　　另外，对于这样的实验片来说，我是反对提“观众看不懂”这种提法的。观众通过影像及声音能理解多少就是多少，而且每个人理解到的东西不可能相同。《车逝》它没有了对白，但总还是有声音有影像的，我们可以观看影像，听音响音乐的。以我来说，我就喜欢看它的摄影，这部影片的每个画面我觉得都是不错的摄影作品，完全可以拿来作摄影课的赏析。如果根据观影者的文化背景把某些人排除在外，认为这种电影不是针对他们制作的，则是剥夺这部分人观影的权利，是一种变相的歧视。他们当中会有人不喜欢这部片子，但没有看过谁知道也许也会有那么几个喜欢的人呢？从理解上来讲，导演实质上是倡导一种模糊的多义理解的，观众完全可以抛开导演的目的，不要想“导演要传达什么意思给我们”这样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经验自由理解影片。《车逝》不仅是在电影语言上离经叛道，也是对观众观影方式的挑战。

　　据发行方介绍的信息，这部片子已在万达院线点映，虽然全国只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宁波四个地方放映，放映场次也是很有限的，但这也是一种前进吧。毕竟，上院线意味着中国观众有机会看到不同的影像表达，不同风格的影片。影院一直以来放映模式统一的片子，未免有些没意思。

　　影片中不足之处则是字幕上使用“语言”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还需要在选词上斟酌。尽管我们知道此处指的是人物的对白，但是语言这个词涵盖的范围太大了，电影中的声音、影像都是语言，即使一棵立在院子里的树，就算没有“树”这个词，它也是一种语言。你可以在电影中不使用人物对白，但现实中不可能不使用语言吧，而且《车逝》里边人物的叫喊、动作声音也是语言。

　　总的说来，这片子还是可以的。在中国电影的这样一个境况下，我们的要求不能过于苛刻。我很少说哪一部片子是垃圾之类的话，我相信没有完全无懈可击的电影存在。何况这还是一位二十四岁导演的作品。

　　这个下午没有白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