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辛德勒名单》

　　文：云飞扬

　　辛德勒和拉贝，两个德国人，一个在波兰，一个在中国，分别在德军和日军的刺刀之下，以尽可能最大的努力，前者通过工厂需要熟练工人，后者建立国际安全区，拯救了铁蹄下无处可逃的犹太人和中国人。《拉贝日记》便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和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便是兵连祸结之中的弥赛亚，是他们的出现改变了无数人的历史，也是他们给了那段历史一定的烛光，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漆黑一团。《拉贝日记》可以说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但要从拯救人数和行为难度来讲，辛德勒是小小的拉贝。

　　1、相同的生命轨迹

　　从政治和人性等角度上考量，辛德勒和拉贝做得已经无愧于心，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救下所有的人。在《拉贝日记》看片会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在各大战场的初期阶段有着各种“奇怪”和“绥靖”的坐视不管，不仅袖手而且拒绝可能的帮助。相对比日本人在中国各地持续不断的杀戮中国人、德国和苏联竞赛般的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拉贝和辛德勒都是孤军奋战，仅有极少数人的支持，这些人，这些事，是大范围创伤性记忆中的少许补偿，他们是“义人”，是拯救者，是意外闪现的弥赛亚。那些深埋的记忆在二战胜利60周年前后才逐渐清晰起来，他们的事迹被重新发现，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名单》到佛罗瑞-加仑伯格导演的《拉贝日记》，义人们的拯救弱者的历程和他们个人的人生归宿都是那么的相似。

　　在对比拉贝和辛德勒之前，我要再提三个名字。他们同样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做出了具有相当风险的奉献。他们是两个中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中国人并没有冷眼旁观。何凤山作为中华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他至少向犹太人发放了数千份的生命签证，是二战中拯救犹太人最多的义人。钱秀玲在比利时被称为“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因为她至少通过与当地党卫军驻军司令的私交而营救了一百名以上的地下抵抗者。而杉原千亩是日本驻立陶宛代领事，他向犹太人发放了2千份以上的生命签证。何凤山和杉原千亩分别的声名并不显扬，尽管后来他们被补偿性的说成是中国版和日本版的辛德勒，事实上辛德勒拯救的犹太人总数大约在1200名，当然我们不能仅以数字来判断一些问题，而拉贝为首的安全区则为20余万中国人提供了人道主义庇护。而上海则是欧洲犹太人的福音之地，在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做奇怪状的时候，远东这个城市欢迎犹太人的到来。国民政府也表现出开放和包容的一面，他们通过了犹太人移民中国并建立特殊区域的计划，虽然被急速发展的二战进程所打断。

　　以上五人，除了钱秀玲是位女性并且在二战之后留在比利时，其他四个男人都返回了各自的祖国。他们的命运太过于相仿，首先都被质疑，身份、企图和利益，多数都曾经进入监狱或者被排挤，默默无闻的生存，穷困潦倒且不声张自己的事迹，家人或完全不知或接连故去，在寂寞或恬淡中度过余生，尤其以拉贝和辛德勒最为凄惨。

　　2、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免于恐惧的自由，本身是人作为人的最低要求。但是铁血的不区分的杀戮，往往是将某个民族、国家、信仰等等作为击中目标来消灭，二战之中中国人、犹太人和波兰人等就受到这种待遇。在这种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惩戒面前，连吴思发现的“血酬定律”在不对等的战争状态下都完全失去其意义，他们甚至连廉价和免费的劳动力的资格都不可能。犹太人可以用来做肥皂，波兰军官当然应该嫁祸给德国人，而中国人是在浪费粮食，没有谈判就没有价格、尊严，在《辛德勒名单》和《卡廷惨案》中我们看到犹太人和波兰人的麻木，他们彻底失去了家园和国土。《拉贝日记》中，中国人还是有希望的，中国还在抵抗，还有后方，还有八年。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在1955年出版的文集《棱镜》中提出的名言。奥斯维辛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附近，因纳粹德国在此建立集中营并屠杀了上百万犹太平民而成为纳粹暴行的代表和象征。辛德勒的工厂就在其附近，他以各种理由招募犹太人，否则他们会即刻被送入焚化炉。

　　《辛德勒的名单》真实的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护1200名犹太人免法西斯杀害的，真实的历史事件。《辛德勒的名单》成为全球最瞩目的影片，其思想的严肃性和非凡的艺术表现气质都达到了几乎令人难以超越的深度。描写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遭受集体屠杀的影片过去也拍过不少，但是以德国人良知觉醒并且不惜冒生命危险反叛纳粹，营救犹太人的真实故事片，这还是第一部。影片中，辛德勒开始时并不是位英雄，为什么最后他成了一名英雄，影片并未作出解答－－所表现的只是他的行为。

　　在二战结束之后，剩下的生者把假牙融化取出银子打铸成一个质朴的戒指，上面用希伯莱文刻了一句经文：“凡救一命，即救全世界。”与《辛德勒名单》一样，《拉贝日记》的精神也是深邃的，也是探寻和讴歌在特殊环境中的人性发展轨迹，在表现人性力量方面非常震撼，深具史诗电影的格局，而在营造情绪上具有欧洲电影的有条不紊娓娓道来的风格。

　　辛德勒的故事是来自于汤玛斯·肯纳利《辛德勒的方舟》一书，而《拉贝日记》则是根据拉贝本人的日记。约翰·拉贝亲身目击南京大屠杀，并以日记的形式做出记录。时间跨度从1937年9月到1938年2月。在写作日记之外，拉贝还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说明。拉贝是南京安全区的发起人之一，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代理，这特殊身份使他的记述具有别人难以代替的作用。拉贝当时活动的范围主要在南京安全区内，因此《拉贝日记》不可能对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作出完整的系统的论断和估计，然而《拉贝日记》仍然被认为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辛德勒通过贿赂有关部门的人员，来维持工厂的“运转”，特别是那些女人和儿童得到了生存的机会。他表面上以贪婪和追逐利润的方式来麻痹党卫军，实际上暗藏玄机，辛德勒周旋的非常累，最终他自责没能够降低自己的生活来多拯救更多的犹太人，实际上他要想将人道主义坚持下去，必须以那种资本家的面目出现。拉贝的麻烦更大，安全区甚至时刻都有被取消的危险。

　　1937年11月22日，日军攻破南京防线前夕，留驻南京的外国人为给来不及撤退的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决定仿照de Besange神父在上海建立南市安全区的模式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他们成立了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私人机构，推举西门子洋行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而拉贝在回国之前的最后时刻决定担任这一职务。

　　谁也没有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尽管名义上德国和日本是盟国。国际委员会划定的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金陵中学、鼓楼医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中国政府承认了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日本方面拒绝承认安全区，但是表示只要安全区没有中国军队驻扎，日军不会攻击安全区。然而事实上，有相当没来得及撤退的士兵进入安全区，有的甚至还穿着军装。拉贝的压力非常巨大，他必须应对随时出现的各种麻烦，但是中国助手都被日军斩首，沟通都成为难题。

　　3、历史不容漠视

　　以陆军大将松井石根和陆军中将朝香宫鸠彦王为首的日军全面占领南京后，并未遵守与国际委员会的约定，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大肆抓捕青壮年并予杀害。拉贝等人就此多次向日本大使馆及日军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按国际惯例对安全区予以保护，但是日军暴行并未收敛。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对南京城长达数月的屠杀中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的生命。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难民还家，并声称已经恢复了南京城的秩序，但实际上杀戮依然在继续。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1938年5月关闭。

　　国际安全区之外持续至少六周的屠城(包括屠杀、强奸、抢掠、焚烧。因有上峰的命令，日军失去了罪恶感)，导致大约30万中国人被杀害。国际安全区之内，至少保护了20万中国人的生命。南京军事法庭提出遇难者总人数在30万人以上，这一数字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并被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壁上。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却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保守派，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具体到对遇难人数的研究上，日本学界的估计从二十万以上、四万人以上、到数百人不等，还有南京大屠杀“不存在”之说。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有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及“南京事件”等。中日之间对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侵略战争历史的认识的分歧，是中日关系中存在的重要问题之一，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的超限课题。

　　就在《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之前，便有两部截然不同视角的电影。《南京》又名《被遗忘的1937》或《南京浩劫》，由中、英、美三国共同投资拍摄的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纪录片。片中演员扮演当年见证南京大屠杀的西方人士，整理了他们的日记，以口述的形式做影片主线，加入对幸存者的访谈和大量珍贵历史资料，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进行回顾。 而日本人拍摄的所谓《南京真相》，水岛总导演，认为南京大屠杀“是当年蒋介石政府捏造的谎言”。

　　我们不能漠视历史被肆意涂写，就要更加珍摄拉贝等人所作出的伟大事迹。1938年2月21日，拉贝回国。拉贝回到德国后经常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被先后苏联和英国逮捕。在与苏联朱可夫元帅面谈之后，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据。宋美龄在战后寻找到拉贝一家，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和南京民众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辛德勒也是如此。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拉贝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年，我们可以把他看作是中国人，他既是中国版的辛德勒，也最终的精神归宿之地也是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