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颂杰

　　2月份刚刚在好莱坞柯达剧院横扫8座小金人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一个月之后就在中国的各大剧院公映了。动作从未如此迅速的中影集团解释说，这是一部“励志电影”，“在这个时候让大家看看，是个好事情”。明白了，这是劝大家在经济萧条之际，以“一夜暴富的罗曼史”做过冬的棉袄。真够超现实主义。不知道导演丹尼·波耶尔如果听到这种解读方式，会做何等感想。

　　首映礼上，有人请波耶尔为“奥斯卡情结”深重的中国电影人指条明路。就像所有已经金奖在手、功成名就的导演一样，波导很谦虚地说，拍好故事就行了，得不得奖嘛，完全是别人的事。我们的中国电影人自然无法这么潇洒，小金人，做梦都想啊。虽然波导不肯露底，但只要不把人家呕心沥血的作品纳入“励志电影”，或者在走出电影院之后感叹一句“印度这么落后啊”，我们大概还能够从波导身上取得真经一二。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电影，朝着两个极端渐行渐远。一是“大众化”的极端。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忽略乃至无视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现实。“第五代”的几位领军人物相继投身于商业大片，《英雄》、《无极》、《十面埋伏》等等，无一不是玩大制作的噱头。这些导演不仅隐身于“娱乐至上”的犬儒主义，而且往往还假借古代传奇的外壳唱响主旋律。有些嘻哈贺岁片还打起了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大众化”本身没有错，任何作品都希望得到最大范围的关注。但在“娱乐无罪”的指引下，这类极端“大众化”的电影大量出产，钻营投巧，不仅空洞无物，还指望到国际舞台上沽名钓誉。如果这么一条道走到黑，不仅获奖无望，好不容易请回来的观众估计也将被再次打跑。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小众化”。一些新生代导演虽然敢于把镜头对准大变革的现实，但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拍出来的东西，永远是硬邦邦的苦大深仇，或者过于卖弄个性和所谓现代技法，让人不知所云。

　　波耶尔曾说过，“现实主义是我们的基础”。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既关注现实，又从来不摆出一副“苦难讲述者”的说教面孔。他讲述的故事，语言平实，情节简单，全无故弄玄虚之感。在他的镜头下，苦难不再是声泪俱下，而是化身为美丽的童话。欢笑处的心酸，更显出打动人的力量。或许，对波耶尔而言，“超现实主义”是更准确的描述。

　　《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拉提卡沦落为贫民窟妓女的情节，让我想起另外一部印度题材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生于妓院》。同样是直面贫民窟现实的作品，与《贫民富翁》苦难加童话的剧情片不同，《生于妓院》以最真实的镜头描绘了亚洲最大的红灯区———加尔各答东部的孩子们的生活。为了拍摄此片，女导演曾在红灯区长期生活。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生于妓院》2005年勇夺奥斯卡奖后的一年，曾出席柯达剧院颁奖礼、亲手接过小金人的女主人公，竟然成为了红灯区的头牌妓女。无独有偶，《贫民富翁》里的小演员们在走完奥斯卡红地毯之后，马上又返回了孟买贫民窟的棚子里。这些残酷的现实，让这两部充满勇气的影片更添了动人心魄的力量。

　　如果中国电影人要向波耶尔或者其他奥斯卡赢家们学点什么，最紧要的是面朝现实，埋头苦干，不需要大制作的噱头，更不需要贩卖苦难。

　　□刘颂杰(北京 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