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那些小豆子们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陆川的新电影《南京！南京！》是记忆的产物，或者说导演是想要完善或者修复我们民族对那个历史事件的记忆。如果不是亲历者，这种记忆便无从谈起，只能通过事后留下的痕迹或者线索来尝试还原。这种还原要有足够的历史依据。
对于电影来说，表达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这种还原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观众起码要在故事和影像上提出基本要求。故事意味着完整事件的讲述，而影像则意味着对历史情境的还原。陆川的《南京！南京！》首先做的就是给这种讲述建立一种真实感。我认为，在这种真实感或者说可信性(当然，中国观众不会对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这是史实。而电影在叙事上仍然需要真实感的支撑。)的营造上，陆川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用拉贝的日记串起整个故事，二是设置了小豆子这个角色，一个亲历者、幸存者。
小豆子是个孩子。孩子的形象，在很多反映战争、屠杀的电影中都有出现。作为纯洁美好的象征，或者希望的象征，孩子总是更能唤起观众的情感认同。在《南京！南京！》中，小豆子是唯一一个贯穿全片的中国人，或者说他几乎经历了电影中所讲述的所有事件。他曾和刘烨饰演陆剑雄的并肩战斗，随后沦落到难民营中，同时也经历了拉贝走后，难民营中的生死转折。这样的特殊经历，使得小豆子这个角色具有了特殊的功能。他是亲历者和观看者，甚至可以说是记录者。
在镜头处理上，小豆子有很多特写，清亮亮的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摄影机拍摄他时，都是处在他的高度上，这预示着他绝对不是战争中一个无关紧要的、不谙世事的小孩，他是懂事、勇敢的孩子，是个独立的，有自己判断力的个体。这个处理是重要的，作为一个孩子，他是柔弱需要被保护的；但作为一个人，他是勇敢而智慧的。他甚至敢拽着姜淑云的手，一起去卡车前救人回来。这也说明了记忆的可靠性，正因为小豆子是一个在战争中保持着难得的冷静的人，所以他的记忆是可信的，他所见证的是有价值的。
除了对真实感的保持外，小豆子还有一个功能，他牵引着观众的情绪起伏，并最终带领观众找到情绪的突破口。他是最能将观众带入故事中的人。或者，我们在观影时，就是小豆子的状态——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小豆子就和观众形成了巧妙地互动。在被俘军人遭到屠杀的段落，陆剑雄用手捂住了小豆子的眼睛。于是观众也陷入了对即将发生地事件的两难处境——是选择直面血腥，见证“历史”(当然，观众所看到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是历史的搬演)，还是选择躲避那种生理上巨大的不适感，闭上自己的眼睛。当小豆子在尸体堆中抬起头来，我们的内心闪过一线希望。小豆子始终不承认自己的“弱者”(生理上的)身份，比如，他坚决的选择与即将赴死的陆剑雄并肩而立，或者是艰难地跟随姜淑贞救人。可是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的实质作用并不明显。这恰恰也是观众观影时的心理感受：在遭受强烈的视听轰炸后，观众对这种暴行的展示已经产生愤怒感。但是作为“观看者”的身份让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的愤怒或者悲哀无法化作具体行为，我们对电影中的那些难民，对那段历史都无能为力。(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部电影具有刻意煽动的嫌疑，在这一点上，陆川很克制。)最后，小豆子被角川放走，他所表现出的童真与欢愉——如果没有战争，这本应是他最本真的状态——也让观众的情感得以落脚。而此时的欢愉中，饱含心酸，正如依然保持黑白的影像那样，并没有因为生命的暂时保全而恢复色彩。这种欢愉在当时的情境下脆弱至极。
影片中，还有其他的孩子。孩子的眼光和视点给观众一种可贵的单纯。日军冲进教堂后，百姓举起手时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她并不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只是单纯的模仿。唐小妹表演越剧时，那些模仿中的小孩是难民营难得的亮色。而唐太太腹中的胎儿——未来的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她的成功离去是微弱的生命薪火相传的，尤其宝贵。唐先生在枪决之前忽然满足地说：“我的太太又怀孕了。”在这一刻，死亡与新生并置。
“孩子”本身给人以希望，象征着未来的确定性，而“孩子”许多年后会成为老人，具有历史见证的功能——在故事讲述的年代他们是孩子，在讲述故事的年代他们已入残年。这种特殊的文化意义使得他们在此类题材中显得格外突出。在《南京！南京！》中的这些处于残破之城中的孩子们，也许终究逃不脱被杀害的厄运。好在有小豆子存活下来，让一切得以延续。影片的结尾是一张张“人物肖像照”，每个人物下面都标示出姓名与生卒年月。时至今日，所有的主要人物都已故去。小豆子的肖像最后一个出现，下面写着：小豆子，还活着！这是最重要的，这句话告诉世人，那场浩劫，我们曾亲历、见证并且铭记——而且，当事人还在。 之类的先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