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瓷商》评论：从历史中重构想象
《大瓷商》剧照
张颐武
电视剧《大瓷商》是以民国时代的动荡和纷乱的社会中的人们的命运为题材的。这种题材一般都会将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的历史和个人的命运相结合，由此表现历史和个人命运的交织。这一段历史的纷纭复杂和残酷严峻对于个人的命运的影响似乎是电视剧的一个永不枯竭的题材，所谓“年代剧”就是特指这一时代作为电视剧的表现题材的称呼，作为一个类型已经有了广泛的基础和多年的积累。民国时期普通人的命运的波折转变和中国现代史的历史风云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一直是电视剧想象的源泉。因为那个时代既有悬而未决的历史道路和文化命运的选择，又有中西古今的文化命运的困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历史的召唤和个体生命的挣扎奋斗的内在的紧张常常会让人回肠荡气，深受感动。《大瓷商》是一部典型的年代剧，同时又是其中具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和风格的作品。这部作品以瓷都景德镇的瓷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作为主题，在儿女情长中凸显了时代的大变迁，在风云变化中探究中华文化的命运，其中既有情节剧的悲欢离合，又有大历史的纵横转折，故事引人入胜的同时自有一份深沉的文化关怀。
这里一开始就把戏剧性的冲突放在了民国初年，那时，现代的思想已经在中国传播，中国的现代性的变革也已经开始。但景德镇还处在传统的压抑之中。关于”大龙缸“的故事，正是传统的压抑性的表征。从这个故事展开了陶、赵两家的恩怨纠葛，也展开了有关中国瓷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思考和追问。悲欢离合的命运在大时代的变换中显得格外地触动人心。这里陶家挺身而出，承担了造大龙缸的责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陶家的继承人陶昌南却是一个有现代思想的青年，他在动荡中一方面敢于创新，不断扩大经营，另一方面却也谨守传统，努力捍卫瓷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风云变化中守候中国传统精神的一脉尊严；最终赢得了尊重。而赵家的公子赵如心则在疯狂的发财梦中迷失，变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反面的背叛者。和日本侵略者合作，走向了反面。而这里，陶昌南的理性冷静和坚守被赋予了高度的价值，而反衬出赵如心的堕落。在这里，中国的“瓷”文化的超越性的价值被凸显了出来。瓷文化在这里不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技艺，一种文化的遗产，而是中国精神的外化，中华文化的创造性的外化。在这里，一方面传统需要变革和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传统也需要守候和尊重，需要以最坚定的方式加以传承。这部戏里的故事其实就从这个方面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给与了最为强烈的肯定。“瓷”恰恰是中国的代称，而在激变的历史中，瓷的文化积淀和内涵正是中华民族的价值和命运的象征。瓷文化的危机四伏，正是中国的国运的象征；瓷都所经历的危难也是中国的危难的缩影。陶昌南的性格的坚韧不拔和自强不息也是中国的瓷文化精神的象征。
这个故事里既有大主题，也有人物的感情的波澜。这正是年代剧特有的特点。在历史的动荡中，家庭常常由于不可抗的因素而产生诸多变化，人物的漂泊命运往往产生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陶昌南和三个女性的复杂纠结的感情正是如此。因此，这里的故事才有诸多曲折和丰富，才有许多引人入胜。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命运是不容易的，这个故事其实也写出了中国的个体生命在动荡和国家的危机中的痛苦和悲凉，写出了个人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的痛苦。这些其实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命运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人在争取富强和尊严的努力中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大瓷商》正是在这里对于家庭、感情、生死缠绵和精神操守做了最为生动和有趣的表现。让人感到回肠荡气，别有怀抱，也体现了人性的深度和力度。
由此看来，《大瓷商》中所凝聚的是中华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考验和挑战的命运的缩影，也是中国的个体生命经历的磨难和艰辛中的坚强的性格的体现。这里所展现的正是中国性格的力量。电视剧的最后一笔确实显得意味深长，陶昌南到法国弘扬中国瓷文化的表现则是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上的思考，显示了中国期望对于人类的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真诚的愿望，其实也回应了当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需要。这一段落正是今天的“年代剧”和过去的不同，也显示了这部电视剧的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