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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侯麦:一样开花为底迟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2日02:27  新浪娱乐

  侯麦大概是新浪潮诸将中最特别的一位。这种特异性几乎可以在第一眼发现,他可不是新浪潮阵营中那帮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60年代初时已届而立的他,脸型瘦长、神情严肃,总是一副沉思的模样。

  尽管侯麦与其他新浪潮的著名电影人一样,一起分享着共同的电影理想,都信奉巴赞的电影理论,都曾受益于朗格卢瓦电影图书馆,也都是铁杆的“希区柯克-霍克斯”派。但他的电影实践却与其他人大相径庭:他没有戈达尔那股子暴烈的革命劲儿,也不像特吕弗那样擅长忧郁的反叛,更没有夏布罗尔那样善于摆弄希区柯克式的惊悚。他是具有古典气质的学者,是宽厚温柔的绅士。他的电影从来没有花哨的镜头语言,也没有风风火火的叛逆人物。在他的电影中,男主人公永远是不温不火、左右摇摆、略显尴尬,而对白却异常细腻、敏感、直指人心。无疑,侯麦是法国电影中的一串美妙音符,超出了新浪潮的叛逆与激情。他从一开始便拥有一种更为沉静的思辨力量,他用语言寻找情感的平衡点,感悟生命的强大、悲伤与喜悦。

  从莫里斯·谢雷到吉尔贝·科尔迪埃

  侯麦绝对是个神秘的人,如果你对他的私人生活感到好奇的话。侯麦很珍视自己的隐私,既没有写下个人传记供人瞻仰,也极少就个人问题接受采访。“埃里克·侯麦”是他发表影评时用的笔名,其本名则是莫里斯·谢雷。谢雷出生于1920年4月4日,法国Tulle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家境殷实,思想正统保守。

  小谢雷一直是个乖巧聪颖的孩子,对文学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从很早开始,他便大量阅读法国古典作品,热爱做笔记,善于发现问题。后来,谢雷被送到英语环境中接受教育,英国式的幽默诙谐,以及英国文学中独到的细腻,对他的言谈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就如戈达尔小时候父母对他看电影颇多限制一样,在谢雷的童年时代,书本和音乐才是高尚的兴趣,而父母对电影的态度要谨慎得多。谢雷在10岁前观看的唯一的电影就是取材于圣经故事的《宾虚》,讲述的是宾虚屡遭迫害,最后为上帝拯救的故事。1925年拍摄的这部《宾虚》堪称五大默片之一,其恢宏的场面和神力的感召都化作影像深深镌刻在谢雷脑海中:在一望无际的旷野,莹莹的星星悬挂中天,渐渐地,流星汇成一道眩目的洪流,神迹一般从天边缓缓降落,滋润人心。这对于谢雷小小的心灵而言,是怎样的一种震撼啊!

  二战前谢雷还有过仅有的两次观影经历,根据拿破仑波拿巴二世的故事改编的《雏鹰》,以及改编自都德小说的《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应该说,此时谢雷没有足够的机会接触电影艺术,他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文学阅读甚至文学创作上的。二战接近尾声之时,在战争的轰鸣下、子弹的呼啸中,谢雷被困在拉丁区的一家旅馆中,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伊丽莎白的小屋》,描述一群度假男女各自微妙复杂的心态。1946年,谢雷以吉尔贝·科尔迪埃(Gilbert Cordier)为名,发表了《伊丽莎白的小屋》。从形式上看,《伊丽莎白的小屋》颇有法国新小说的风骨,充满了大段大段的细节描摹和心理刻画,人们总在矜持而文诌诌地对话,略显刻板,并不成功。侯麦承认,小说出版后他没有再去看一眼。或许,他越来越感觉到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电影终会取而代之。

  埃里克·侯麦的诞生

  之所以对电影给予如此之高的肯定,这与侯麦求学期间的经历不无关系。1937年开始,他开始进入著名的亨利四世高等师范学院的文科预备班就读。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附近,即是老牌戏院“乌苏林影场”(Ursulines),他终于能够趁便去那里观看戏剧和电影。当时,“乌苏林影场”是法国先锋派电影的重要阵地。先锋派主要由一些诗人、画家、音乐家组成,他们拒斥剧情叙事,转而诉诸于抽象难解、玄妙复杂的电影体验,来勾勒自己特立独行的艺术态度和美学观念。先锋派的艺术形式自然很挑观众,“乌苏林影场”重新开幕典礼上,演员泰里埃和米尔迦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要从巴黎拉丁区的优秀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中间来寻找我们的观众……凡是足以代表一种独创性、一种价值、一种努力的作品,在我们的银幕上都将有它们的地位……”

  显然,具有优秀古典知识分子品质的谢雷很为这种艺术情调着迷。他从先锋电影中发现了一种立体派画家苦行僧一般的严谨(F·莱歇尔和R·克莱尔都是第一批投身于实验电影的立体派画家),以及身为艺术家的行动力量。后来侯麦在大量的访谈中提及这两点,正是这种行动力量敦促他进行电影创作,而他的细致拍摄风格则与画家般的严谨如出一辙。

  此后,仍要归功于朗格卢瓦。谢雷时常出入于法国电影图书馆,不时惊喜于发现默片大师格里菲斯、弗里兹·朗、爱森斯坦、茂瑙等等,他这才真正感觉到电影之美妙,电影正是历史发展的方向!

  1948年,谢雷开始在丹东路的拉丁区影迷俱乐部进行定期演讲,每周一次,每次选播一部电影,并进行点评。“埃里克·侯麦”这个名字,就诞生于那个时候。此时,谢雷已经成为一名中学教师,教授文学,业余时间进行演讲或发表文章,用“侯麦”这个笔名即是出于职业考虑:当时教授文学被认为是严肃而有身份的职业,而直到50年代初,电影仍然被看作“江湖戏班”一类的东西,低级趣味,有伤风化。侯麦在采访中说,如果母亲知道他在搞电影,一定会很吃惊。总之,当时侯麦的名气越来越响,他的电影点评总是引人入胜,他在诸杂志上发表的影评也颇有见地。不久,里维特和戈达尔就被侯麦的大名吸引而来。

  大莫莫

  与戈达尔、里维特等“小朋友们”在一起,侯麦为人慷慨、和蔼可亲,同时又十分正直。他从不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为尊,反而与比他年轻十来岁的热血小伙们建立了亲密友情。在戈达尔、里维特心中,侯麦是绝对的老大,他们时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被称为“谢雷帮”,而侯麦更被亲切地称为“大莫莫”(Big Momo)。保罗·热戈夫(侯麦的好友,曾为侯麦撰写《狮子星座》)曾这样描述“大莫莫”:“侯麦是个正派人,一个真正的教授。”侯麦经常会用自己的财力救济、帮助这群热爱电影的年轻人。不过他的正直和师德表现在,年轻人每次取钱都得出示相关的票据,地铁票、火车票,乃至杂货店的账单。而且他只给必需的钱,一分都不多。侯麦在这些问题上都显得严谨、细致、井井有条。然而,侯麦对这些年轻朋友也会提出必要的批评,对他们挥霍时间的爱好毫不留情:“如果你热爱电影,就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靠运气的游戏上。”

  1949年底,侯麦在里维特和他从前的学生弗洛歇尔的帮助下,将定期推出的《拉丁区影迷俱乐部公报》办成了一本真正的电影杂志《电影公报》。因为经济问题停刊后,埃里克·侯麦又加入了《电影手册》。在这个开放度大、包容度极高的环境中,侯麦出色的文笔、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信奉巴赞的电影理念,批判法国旧电影传统,不过他远没有特吕弗和戈达尔来得暴躁,因此他的影评从不激进尖刻,而是在温婉中显露出坚定的立场和十足的见地。

  有趣的是,尽管侯麦的古典趣味、略显保守的气质与戈达尔、特吕弗或夏布罗尔等人大相径庭,但他对希区柯克和霍克斯两大导演的热衷却绝对不输其他人。他曾与夏布罗尔合写了一本研究希区柯克的专著。不过侯麦的偏好也十分明显,他特别关注希区柯克的叙事技巧,以及他天主教的宗教背景。

  1958年巴赞去世后,侯麦接任《电影手册》主编一职,直到1963年,杂志的左右之争日渐尖锐。侯麦因其温婉的修辞和古典主义的态度,乃至宗教立场,被内部一些激进分子批为保守主义而被迫离开了《电影手册》。

  “我站在岸上”

  与其他新浪潮同道的横空出世相比,侯麦的电影道路要坎坷许多。50年代,他开始陆续写一些剧本,比如为戈达尔写了《所有的男孩都叫帕特里克》:两个女孩在卢森堡花园先后认识了同一个男孩。之后她们彼此讲述自己与这个男孩的故事,却不知道讲的就是同一人。这个故事充满了侯麦式的叙述色彩,与《伊丽莎白的小屋》中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异曲同工。不过,戈达尔硬是把这个平实温和的故事,用蒙太奇加之媒体拼接的手法,拍出了“新浪潮”的味道。侯麦自己也尝试着拍些短片,不过反响甚微。1959年,侯麦依靠夏布罗尔的资金完成了《狮子星座》的拍摄。这部影片描述一个音乐家因为命运的戏弄而流落街头的故事。侯麦以平实细腻的镜头,刻画了人的际遇与成就之间玄妙而不可把握的关系。不过令侯麦颇为失望的是,这部影片并没有借到新浪潮的东风,与他《电影手册》的其他同事得到的鲜花和掌声相比,《狮子星座》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败。侯麦说:“当我新浪潮中的同志们取得成功,一部接一部拍片的时候,我却站在岸上。”事实上,无论剧情还是个性,这种差异都非常明显,而侯麦的谨慎谦恭、安宁平静,与戈达尔、特吕弗甚至夏布罗尔的激进、反叛乃至花哨眩目的风格是多么不同啊!

  此后,侯麦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重新开始写影评,恢复到业余电影人的身份。他一方面苦苦地寻求灵感,寻找一种既符合当代的电影精神,又与自己的心灵体验相契合的表达方式。确实,侯麦是一个对艺术创作忠贞的人,他无法违背自己的体验,像年轻人一样用革命而暴烈的方式拍片。他只能拍摄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很久以后,他突然想到,自己早年写过的几篇短篇小说,或许可作为一次契机。他的几篇短篇小说都汇集在一本《道德故事集》中。不过一开始,出版这部小说集的念头就遭到编辑的拒绝。因为这些故事都太理想化了,仿佛是18世纪苦行僧的古板传说。不过,侯麦却找到了为这些故事合理影像化的极佳方式。

  迟来的春天

  1962年,侯麦拍摄了一部26分钟的短片,叫作《蒙梭的面包店女孩》。主要角色由一名电影爱好者担任,他还创办了一所电影公司,支持侯麦拍片。故事讲述了“我”——一名大学生爱上了时常在路上遇见的美丽女子,后来鼓起勇气询问了姓名,并期待再次相见。不想,女子就此失踪。“我”神魂颠倒,每日去面包房买一块饼干,用省下的时间四处闲逛,希望再次遇上女郎。久而久之,“我”与面包店的年轻女子调上了情,并约她去看电影。随后,失踪的女郎再次出现,“我”立刻把与面包女孩的约定抛在了脑后。

  在这部电影中,侯麦终于放弃了文学创作中叫人昏昏欲睡的对心理活动巨细无遗的刻画,转而运用了电影解说词,平实地交待主人公的心理轨迹。这种方式在当时非常流行,尤其在侦探电影中十分常见,而对侯麦来说,他终于可以摆脱文学的羁绊,而将注意力放在叙事的简练以及场面的精粹上来了。巴黎纷繁的马路、嘈杂的咖啡馆,教人信服地与主人公的内心独白熔于一炉,令这个尴尬而又真实的大学生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而女郎失踪后,“我”的不安和疑惑,也通过人物与环境的互动和张力表现出来。

  1963年,离开《电影手册》后的侯麦,有时间拍摄第二个道德故事短片《苏珊娜的情感经历》,长58分钟,讲述了“我”的一个花花公子朋友对于纯情女孩苏珊娜的欺骗与利用。“我”虽然讨厌朋友的行径,却也颇看不起苏珊娜。“我”对苏珊娜的态度游离在同情和打击的两极,始终无法真正善待她。侯麦再一次将男女之间对抗的张力呈现在观众面前,苏珊娜的单纯与执著、朋友的油滑和无耻、“我”的犹豫不决和无知的“恶”,表达得直白准确。

  这两部影片虽然为侯麦找到了新的方向,却没有获得大众真正的注意。事情的转机是1967年,侯麦开始拍摄第四个道德故事,也是完整长度的《女收藏家》,又名《收藏男人的女人》(之前第三个道德故事《慕德家的一夜》因资金和演员没有到位而延拍了一年)。收藏家阿德里安遇到了整日更换情人的前卫少女艾蒂。然而阿德里安却活脱脱《苏珊娜》中“我”的延续版,他虽然被艾蒂吸引,想要与她调情,却又从心里瞧不起她。觉得她“空洞、肤浅、没有灵性”,并且暗自思忖“我拒绝成为他的收藏品”。而等到他发现艾蒂与其他人上床后,又怒不可遏。这一次侯麦驾轻就熟地探讨起现代文明中男人与女人的暧昧关系,道德情操与肉体忠贞夹杂在中产阶级生活的浮光掠影中。阿德里安在海风吹拂下的度假别墅里进行着情欲和道德的天人交战,最后在“道德觉悟”中落荒而逃,多少显得有些可笑。这部影片为侯麦赢得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也为他下一部杰作的拍摄赢得了资金。

  六个道德故事

  《慕德家的一夜》一般被认为侯麦的杰作,拍摄于1969年,却丝毫不见“五月风暴”的痕迹。侯麦依然不温不火地探讨情欲与道德、宗教之于个人选择的偶然性。整部影片甚至没有太多的波澜,主人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圣诞夜受邀在美丽聪慧的慕德家度过了一夜,二人深谈至深夜,从帕斯卡谈到男主人公暗恋的金发女子,以及慕德不幸的婚姻经历。二人渐渐地被彼此吸引,最后同卧一床,却没有发生任何性关系。第二天主人公从慕德家出来,恰巧遇见暗恋的金发女孩,并对她展开了追求。主人公在两个女子之间周旋、苦恼,最后还是放弃了开放热情的慕德,选择了同样是保守天主教徒的金发女孩。

  这部平实细腻的影片不但获得了评论家的肯定,也为侯麦赢得了极佳的商业成绩。此外,它风格鲜明,兼具思辨与人性的力量,足以奠定“六个道德故事”系列的基调(另两部是随后的《克莱尔之膝》和《午后之恋》)。这六则故事,尽管拍摄方式差异颇大,然而导演所设定的情节却几乎如出一辙(除了《苏珊娜的感情经历》):男子与一女子相恋,突然撞上另一个可爱的女子,深深为之吸引,最后却因各种原因斩断了这份诱惑,回到原来的女友身边。导演用温润的镜头记录下生活中或温馨或俏皮或尴尬的细节,用敏感超然却不加判断的眼光来观察故事中左右为难的男主人公,描绘他们在女性面前的局促不安、自私自恋、盲目偏见。这是侯麦给他的男主人公们所设置的一组困境,也是现代人在道德、知识与爱情上的困境。

  侯麦电影中的一大特色,便是对白极多,主人公常常“喋喋不休”地讨论一些深刻的哲学命题,或是畅谈人生的态度,如《慕德家的一夜》大谈帕斯卡的“思想录”,主人公们对话的深奥与推理思辨不输一次哲学对谈。侯麦是用锤炼的语言来仔细推敲人物的生存状态,因此他所有的对白都经过仔细修订。他甚至要求演员多看一点书,在演他的戏时就会有底气,不至于怯场。

  对于“道德故事”的概念,有评论家说:“这不是探讨人们做什么,而是探讨他们做事情时脑子里想什么。与其说是行动的电影,毋宁说是思想的电影。”侯麦曾解释说,“道德故事”并不是关于道德的内容。法语中的“moraliste”并不等同于英文中的“moral”一词。虽然影片中的角色可能会按照某些道德信念行事,但是“道德”——moraliste可以指那些喜欢公开讨论自己的行为动机、理由的人。这些人喜欢分析,想的比做得多。然而这些人(常常是男性)会遭遇这样的尴尬:一边是自然,另一边是人性;一边是情欲,另一边是英雄主义的优雅。然而,侯麦从不会为这些道德主人公配置一种一劳永逸的安全境界,也不会为他貌似低劣的行为进行辩护,他永远只是温柔的观看者和记录者。

  新浪潮之后

  六个道德故事的创作历时10年,这六部精品奠定了侯麦在影坛的大师级地位。六个道德故事之后,侯麦又拍摄了两部古装题材影片,其光学运用使得整个画面严谨美妙宛如油画。80年代后,侯麦又开拓了新的视角,从女性角度拍摄了《喜剧与箴言》系列七部作品,又以四季为题材拍摄了《人间·四季》四部曲。进入2000年后,80多岁高龄的侯麦仍然创作力不衰,不时有新作问世。在新浪潮诸将的创作高潮如流云般散去后,侯麦仍然以他独树一帜的个人风采源源不断地为影坛送来细腻委婉的新风。周鸣之/文 刊于《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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