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孤儿》：故事的力量
“赵氏孤儿”是天生的好故事。它与《左传》相违，不见得是史实，但自从司马迁记下这个故事，到元代被纪君祥写成戏，代代搬演，18世纪更走出国门，流布天下。时光辗转至今，先有林兆华、田沁鑫的话剧，又有陈凯歌的影片，添上最新的一笔墨彩。
电影《赵氏孤儿》的大前提是——商业片，然后是“陈凯歌作品”。如今中国电影的票房是足够“商业”了，但电影的内容却常常不三不四的连累了“商业”。所谓商业片，除了外围的投资发行宣传之类，仅就电影创作而言，也有一套成熟的、定型的规律，除非是能够开创规则的天才，否则一旦违背它，就会受到惩罚。《赵氏孤儿》走在商业片的道路上，步伐稳健，虽然还不是脚下生风，神完气足。
《赵氏孤儿》的运镜是平稳流畅的，虽然令人惊艳的视觉感受不多，但镜头语言清晰而熟练。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中国电影普遍薄弱的剧本及叙事环节，看得出《赵氏孤儿》相当用心。
元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对《史记》故事最关键的改造，在于婴儿的身份，程婴和公孙杵臼偷来替死的“他人婴儿”，变成了程婴的亲生儿，又被仇人屠岸贾收为义子。由此，戏剧的张力和可能性翻了几番，赵氏孤儿的故事定型。电影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演进，又出现了一笔关键的改造，就是程婴之子替死，并非程婴主动为之，而是阴错阳差、形势所迫，由此，程婴抚孤复仇，就不仅仅是为了赵氏，也是为了自己冤死的妻儿。这个改造的初衷，恐怕是为了适应当代人的口味，当然导演自身大概也这么想——古人讲轻生重义，今人说尊重生命。元杂剧中的程婴对于自我牺牲并无犹豫，如今却要为他设计一个“合情合理”的动机。这一笔改造在故事上成立，而且它使影片的前半部分，紧扣着两个婴儿不断错位的身份展开，再加上一个精明毒辣的屠岸贾，波澜迭起，戏剧性很强。
舞台上的《赵氏孤儿》略去了赵武(或名程勃)的成长过程，这无疑是让戏剧性更为集中的老练处理。而在电影中，陈凯歌选择了表现孤儿的成长，它是刻画人物性格，导向复仇情节的必要手段，却也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这个段落是平地起高楼，无所倚仗。其戏剧张力，主要来自孤儿和两个“父亲”(程婴和屠岸贾)的关系。在具体情节上，诸如孤儿渴望上学，发现程婴和韩厥的密谋等等，虽然谈不上出彩，但也还合理有效。经历了开篇的紧张，这一部分的节奏慢下来了，以积蓄力量，冲向结尾复仇的高潮。
如何表现这尽人皆知的复仇？在结局到来之前，影片让长大的孤儿再次陷入身份危机。他不仅要在两个父亲之间抉择，而且他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已被屠岸贾识破了真相。导火索点燃了，火舌一寸一寸地移向终点。可惜的是，孤儿的成人礼，也就是那场战争，只是叙事有效，画面却很薄弱，本应燃起的情绪，被那近乎儿戏的场景打断了。
结局终于降临。对于屠岸贾，程婴和孤儿先报恩，再报仇。程、屠双双中剑，死亡了结仇恨，孤儿彻底孤单。其实，无论影片怎样表现孤儿的矛盾，怎样设计他与屠岸贾你死我活的关系，孤儿能主动刺出复仇之剑，已让人心中一宽。
因为，这是一个“人性的，太人性的”时代，我们忘记了，复仇，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历史的一部分。陈凯歌的影片，也要讲人性，但是没有因此而纠缠在复仇的“合理性”上。复仇，是因果的纠结，是多年的夙愿，是刹那的血性。这样的理解，比话剧舞台上高喊着“与我无关”的赵氏孤儿有力量。
电影还从元杂剧中继承了一些次要情节，比如屠岸贾以全城婴儿为人质搜寻赵孤(呵呵，也让人联想到希律王为除掉刚出生的耶稣而屠婴)，是剧情有力的发动机；比如壮士灵辄力挽车轮，救助赵盾奔逃，是紧张激烈的动人画面……不过，也有些细节，比如屠岸贾训练獒犬袭击赵盾，程婴手绘赵氏灭门血案决心复仇，显然也来自纪君祥，在杂剧中它们有效地融入了情节，但在电影中却一闪而过，有始无终，处理得比较草率。契诃夫曾说，一杆猎枪挂在舞台上，落幕前就一定要打响。即使是细节，也应该有效，如果细节能派大用场，那么叙事就会更上层楼。
电影《赵氏孤儿》讲述的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如何层层设计小悬念，步步为营推向那个没有悬念的大结局，是故事成败的关键。影片在这方面的创造和诚意，值得敬重。但是，赵氏孤儿本是一个壮怀激烈的故事，一部浸透了鲜血的经典，史书中的轻生重义、死报知己；戏曲里的忠奸分明，雄壮激烈，皆如重鼓擂响人的魂灵。而在电影中极致的情绪被有意舍弃了，影片似乎致力于把极端变成合理，为每个人物找到今人的经验可以理解的依据。这种思路固然可行，但为什么影片却失去了动人心魄的气质？故事的脚步历历可见，却难以追随那足迹燃起心中的热情。一瓶点燃肺腑的烧刀子，变成了温润爽口的绍兴酒。
但毕竟是酒，而不是水。它有色有香，有自己的味道。创作者的理解和寄托，得到了完整的呈现。观者能否为之一醉，也因人而异。可以期待的是，中国电影商业化的道路上，技术熟练、中规中矩，同时有诚意有表达的作品，将逐步成为中坚力量。
文/远道
2010-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