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我的少女时代》：品味“世俗神话”的魅力
刘卉青
《我的少女时代》是根据张海迪小说《轮椅上的梦》改编的一部励志电影。影片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为时代背景，表现了女主人公方丹在自身残疾、家庭遭遇不幸的情况下，对生活充满信心，敢于直面命运的残酷、自学成才的奋斗精神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并对当下青年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做出了关照。
在这部电影中，导演冯振志突破了以往励志电影惯用的表现手法，立意更为高远。影片不仅仅描写残疾人在经历打击和挫折以后不沉沦、不气馁的自强不息的自救精神，更着力于刻画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以及乐于助人的高尚情操。正像影片中所讲的那样，“假如我们心中有一颗星星，不仅要让它给自己带来光明，还要把它举出窗外，照亮黑夜，照亮他人。”导演试图通过这部影片告诉当今的年轻人：人不但要活着，还要努力奋斗，让生命更具有意义，让理想的旗帜永远飘扬。
影片以风景优美的山西广灵县为背景，为观众构造了一个纯净、质朴的影像空间。编剧张海迪从原著中提取了最有表现力的事件、最为主要的人物，避免了人物关系的杂乱，使得情节简洁明晰，主线突出。方丹因双腿瘫痪不能上学，但她并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求，仍然好学上进，自学功课。偶然的机会下，她结识了在窗下拉手风琴的黎江。黎江被方丹的精神深深打动，开始主动为方丹收集书籍。从此每当摇铃一响，就是黎江来送书了。两个人相互鼓励，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情感。然而文革让两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天各一方，方丹随父母到了农村，黎江也因为为方丹找《牛虻》而被批判。到了农村的方丹仍然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她利用自己的才学，义务教乡村的孩子们读书；为了让失聪的小金来恢复听力，她自学针灸，一遍遍地拿自己的身体做实验；为了给乡亲们治病，她不畏严寒，艰难地行进在乡村的雪野里……黎江和方丹只能以书信来保持联系，也由纯洁的友谊渐渐生发出懵懂的爱情。在影片中，导演并没有着力刻画主人公之间爱情的萌发或结局，而是采取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方式，着重刻画了主人公方丹对知识和自由的渴望、对他人的奉献精神。故事虽然发生在特殊年代，但超越了特殊年代的政治判断和道德判断，立意更高，直指人心中的真诚与高尚。真诚与高尚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它们面前，生死、贫困、残疾、暴力等因素不堪一击。主人公以人性的光芒照亮了众人的生存之路，令观众收获了无限的感动，也具有了普世性的意义。
影片故事内核通俗，在讲述方式上也不靠曲折离奇的情节取胜，而是在广袤天地的大背景下，表现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及乐观精神，通过场面的累积，形成一种情感的内驱力，传达了感人至深的力量。例如方丹在大树下给孩子们上课；每个夜晚都在油灯下刻苦学习；春去冬来，始终如一地为相亲们看病……对于时代环境及政治对人生与爱情的影响，导演表现得比较平静，影片中除了焚书及黎江偷书被打外，基本没有出现以文革为背景的影片所常有的“游街示众”、“批斗”、“集会”、“慷慨陈词”、“下乡欢送大会”等场景。在人物情感的表达上，也十分节制。例如黎江在表达对方丹的感情时，一句“在我心中你永远站着”已是最大胆的语言。这种处理方式，是编剧及导演心态平静的写照，也是一种价值观的选择。他们透过纷繁复杂的生活，看到了某些相对的永恒，并且从心底里怀念、珍视。因此在人物塑造上，没有刻意献媚，而是真实自然地表现主人公的生活状态。这样的内敛式的处理方式，使影片既没有回避社会与政治的变革，更为真实可信，也没有一味控诉社会与政治的变革对爱情的扭曲，使男女主人公的特有的爱情表达方式更具时代特点。事实上，导演对社会环境及政治极具分寸感的处理，决定了影片的风格，造就了影片朴素、抒情、细腻、含蓄的外在氛围。
在镜头语言及空间表现方面，影片无论是在外景选择、画面构图，还是在光影色彩、化妆造型方面都追求美感。影片摆脱了有些农村片的那种穷山恶水、衣衫褴褛的影调，在外景上选择了风景秀美的广陵县，大片金黄的油菜花，翠绿的庄稼地，成群结队的天鹅，方丹的红色毛衣等最能显现生命活力的颜色。方丹虽是残疾人，但在服装造型上是清纯美丽的，在性格上是活泼开朗的。全片色彩的总体风格追求了秀丽和丰富，回避了简约单调。在影片的音乐创作方面，由张海迪所写的旁白和主题歌优美动人，提升了影片的精神境界和艺术品质。但是，在某些镜头的处理上，特别是表现优美自然风光时，个别空镜及远景镜头的运用，以一种“惊艳”的态度扑面而来，略显与影片平静悠远的格调。作为一部励志电影，本片基本达到了意识形态宣传和完美艺术形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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