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影评人Liar：活在电影里
文／liar
2008年初的一个下午，上海浦西，一片老旧的居民区。
路窄，楼低，晾衣服的竹竿横七竖八拦在半空，是个再市井不过的去处。可就在这促狭的空间，纵横交错的小路口，竟立着一间八十年历史的老戏院：新光影艺苑。今天这里要放映的电影难得一见：张暖昕导演1990年执导的《北京你早》。
300多个静穆的座椅，正前方是个舞台，银幕展展的悬在舞台上方。既是剧场，又是影厅，这种开阔严正的旧格局已不多见。电影在这里放映，有一份让人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仪式感。
令我难忘的却是电影散场的瞬间：
顶灯亮起，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环顾四周，赫然发现3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不约而同发出一声惊叹：来了这么多人？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扎起围巾，戴起口罩，陌生的面孔们相互打量着，眼神透露出克制的好奇，像在一场假面舞会上低声询问：你是谁？
这场放映的组织者是影评人妖灵妖，十几年来一直在上海致力于艺术电影的放映与传播，每年的电影节选片都有他的参与。也是08年，他约我去他位于延安路的办公室聊天，说是办公室，更像一个DVD仓库，办公桌上堆了两大纸箱光碟。我坐在他对面矮旧的沙发上，觉得有点尴尬，因为在认识他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见面寥寥，谈不上熟识。
那天他约我，是想让我帮忙联系张元导演，看能否在上海放映他翻拍过的《江姐》。一谈起这些事，谈起电影，他立刻变得神采飞扬。可要命的是他说话时毫不顾及面前高过头顶的纸箱子，于是我只能从两个纸箱子中间狭小的缝隙里与他对话。隔着几千张DVD，听他高谈电影放映，幸福感与成就感洋溢在他时而从缝隙中消失，时而掠过的脸上。场所简陋，情景荒诞，话题肃然。我虽与他不熟，也眼见他十年过去，对电影的痴迷如故，应了一句话：时间能证实一个人的追求。
09年的春天，我的老朋友，上海影评人藤井树女士，当时在《电影故事》杂志社工作。09年的春天，她迎来一个机会：接手上影厂的老牌杂志《世界电影之窗》。这本杂志创办于1957年，前身是《上影画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它的发行量曾经是100万份。
辉煌不再，旧貌要换新颜，她邀我去出出主意。
我赶到东方电影频道的办公楼。已经晚上八点，那是一间会议室临时开辟成的办公室，正中间放着一张白色会议桌，藤井树一个人坐在会议桌的尽头，桌上撒满了电影杂志，从国内到国外，从英文到日文。
我问她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她说是啊，就我一个人。
我说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呢？
她说领导让她先编一期出来看看样子。
也就是说，她要在半个月时间里，一个人编一本200页的杂志。
封面／文字／图片／印刷，她需要动员起她所有的人脉和资源，把杂志干起来。她独自头顶着白擦擦的日光灯管，面对乱糟糟的会议桌，翘着二郎腿，手里转着圆珠笔。焦虑，然而兴奋，兴奋于办一本电影杂志给她带来的挑战。难以想象她是如何度过那半个月的时间，半个月以后杂志居然顺利出刊面世，令人惊讶。一年后这杂志好容易打开了局面，运转的顺畅起来，她却离开了。我有幸见证一个热爱电影的媒体工作者的艰辛，却从未听她有过半句抱怨。
2010年六月，上海国际电影节，我参加了为新人搭建投资平台的“创投单元”，从而第一次对上海电影节产生质的认知。
短短三天，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浮光掠影，更无从了解内幕。但从一些可靠的渠道得知，电影节的资金和人手奇缺，以至于工作团队的每个人都身兼数职。创投开幕第一天，电影节掌门人唐丽君女士赶来发言，首先感谢了她的得力干将沈炀和朱丹：紧张的工作使她们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而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两三个月。
记得唐女士言及同事的辛苦，声音有些哽咽，停顿数秒，旋而调整气息，笑迎八方来宾。电影是表面荣光，电影节亦是如此，背后藏着的，一样是道不尽的琐碎无奈。
这一刻似曾相识：收起辛酸，做好眼前事。
人同此心，无分台上台下，亦无分体制内外。
我见到的每一个电影节的工作者，包括从大学里临时征召来的年轻的志愿者，他们无不勤恳加勉，倦容在后，笑容示人。
办一个属于电影人的节日，一个属于影迷的节日，既要努力争取最优秀的电影来到上海，又要面对来自意识形态管制的压力，用一句简简单单的“不容易”来形容电影节的工作团队，不算过分。
2011年，电影节将至。昨天，我发短信给上海朋友陈彦可女士：“能弄到《皮娜》的票吗？”她回了一条：
“不能，早八辈子就卖没了，我多出一张，刚在网上跟别人换了张《大都会》。”
啧啧，我为她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她是这么的热爱文学和电影。我分明感觉到她换了张《大都会》之后的喜悦和满足，如同在见到初恋情人之前的紧张与期待。是的，所有正在为电影节忙碌奔波沉默奉献的人们，你们所有的努力，正是为了这样的观众而准备的。
(责编： z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