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武侠》：归隐叙事的重奏
《武侠》剧照
《武侠》中的金城武造型撰文/magasa
2000年以来，即使华语电影工业进入了历史上最坏的年代，电影制作者也从未停止对武侠这一传统类型的探索和拓展，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比较突出的一些进展几乎都是由“类型外来者”完成的。李安《卧虎藏龙》带来的文人士大夫情怀，张艺谋《英雄》对天下与个人关系的思考，冯小刚《夜宴》对酷刑奇观的炫耀性展示，张艺谋《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团体操美学，苏照彬《剑雨》中的侠客与市民社会……尽管这里面有些按传统分类方式算不得武侠作品，也谈不上怎么成功，但武侠电影的面貌毕竟因此有些不同了。
陈可辛当然也是一个来自该类型传统外的导演，稍后还有贾樟柯、王家卫和侯孝贤。或许正是因为这批入侵者对武侠传统了解得不多，也许是不在乎，他们更愿意做一些新的尝试。《武侠》就是如此。
光看片名，观众必然会联想到《功夫》，但看完影片我发现这两者并不具备可比性。《功夫》之所以叫“功夫”，那是因为周星驰想借此表达自己对功夫电影传统的某种理解，他的本意是想作一篇议论文，尽管是以一种相当喧闹的方式。然而你在《武侠》里看不出陈可辛对武侠传统有什么不吐不快的东西想表达，所以他没有作议论文的打算，倒是作了半篇《走近科学》风格的说明文。
《武侠》开场从日常生活进入，我对当前武侠电影中日渐显著的这种趋势持绝对肯定态度。高来高去、不食人间烟火的侠客见过太多，是时候揭开表面的风光了。但这部电影越看到后面越不是滋味，如顺水行舟，一泻千里，到最后竟然杕损桨毁，舟覆人亡。《武侠》是部叫人十分惋惜的影片。
在“归隐”作为主题这个角度上，《武侠》和《剑雨》像双胞胎一样惊人的相似。对于“归隐”这个主题本身的分析，去年谈《剑雨》时我写过一点，就不再重复了。在漫长的中国武侠文化历史里，我认为最好的归隐故事当属古龙小说《三少爷的剑》，它提供了一个关于归隐叙事的最完整的原型(prototype)结构。
在古龙的这部小说里，神剑山庄三少爷谢晓峰，原本是天下第一剑客，然则他厌倦了江湖风雨，毅然抛下无上至尊的财富和地位，化名“没用的阿吉”，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即使受尽欺侮也毫无怨言。直到有一天为了保护一个妓女，谢晓峰不得不暴露身份，重新踏入江湖，并在最后与绝世剑客燕十三决斗后削去拇指，自废武功，再度归隐。
实际上大部分的归隐叙事都脱不了这种叙事框架，即：
厌倦杀戮隐姓埋名——甘受奇耻忍辱偷生——忍无可忍愤而出手——身份败露仇家上门——了断恩怨再归山林。
《剑雨》是如此，邵氏刘家良《十八般武艺》，甚至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天下第一剑》等都大致吻合这种经典模式。《武侠》并不例外。
《武侠》的结构大致如下：第一幕，造纸工人刘金喜无意中杀死两个通缉犯；情节点：捕快徐百九发现金喜身份可疑，展开调查；第二幕，徐百九通过抽丝剥茧的调查，逐渐发现刘金喜的真实身份，尔后买来逮捕令，准备实施抓捕；第二个情节点：金喜过去参加的组织七十二地煞得到金喜下落的线报，要清理门户；第三幕，金喜轮番对付地煞教中人，最后和徐百九联手杀死教主；尾声，金喜留在刘家村和妻儿过上了幸福宁静的生活。
影片从第一幕到第二幕的前半段都非常有趣，特别是徐百九这个自我沉浸的侦探出场后，他的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时而互相转换，时而融为一体，影片的表现手法在这部分十分灵活，且不乏诙谐效果。用伪科学来解释武术的想法(所谓的“微观武侠”)，我是相当赞赏的。但《武侠》和《剑雨》一样，都有好的创意，但不要忘了，从好的创意出发到最后生产出一部美学上完整自足的作品，可能要十步，但他们都只走完三四步，便不知所措。所以它们给我的观感往往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造成这种效果的原因，我以为是《武侠》的叙事结构存在重大的缺陷，颇多残缺与突兀之处，只得勉力寰转，草草收场。
徐百九出场后，对一介村民打死两个武艺高强的通缉犯心生怀疑，通过现场勘测、走访乡民、质询家属、案情还原、侧面试探、背景调查六个步骤，终于锁定金喜的真实身份。这第二幕的前一半，是全片最好看的部分。但等好点子用掉，这段饶有兴味的推理揭秘结束后，导演就难以为继了，后来徐百九回城申请逮捕令不成，再向妻子借钱，这般那般，然后七十二地煞突然出场，影片的情节就如一口气接不上一口气，直至气若游丝。
仿佛导演也不知该如何收场，只好以一场司空见惯的江湖杀戮为故事作结。在这一点上，《武侠》还不如《剑雨》。《剑雨》中细雨逃避转轮王和黑石帮是开片就交待过的人物动机，黑石帮也从未放弃搜寻细雨，所以它的气息是前后连贯的。《三少爷的剑》也差不多，尽管燕十三的出场次数并不太多，但他的存在感是贯穿全书始终的。
类似地，《武侠》中刘金喜也有躲避七十二地煞的动机，但七十二地煞无论是名号还是真身都出现得太晚。并不是说一定要像《剑雨》那样在最开始就挑明这层关系，当然可以透过其他方式，例如徐百九的调查来层层揭开，但一大帮人在观众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出场，还成了影片主人公最后必须对抗的大魔头，这委实太突兀了，就像是婚礼上来得最晚的不速之客，不仅抢走了新郎新娘的风头，还把所有菜全都吃光。
且在这帮地煞出场之后，大约是为了表现他们大异常人的气质风度，从此话不好好说了，路不好好走了，想平地三尺拔出豪迈，向喜剧要悲壮，就如向中医要科学。整个风格突然被陌生化，陈可辛的执导技巧以刹车失灵的迅猛之势滑向某个感叹号导演的水平。虽然不忍心批评王羽，我怎么觉得他说台词的方式那么别扭呢？反正观众不知这是个啥样的角色，随便演都无所谓对错，这点上比《剑雨》里的转轮王就差远了。
结尾不好，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一定是结尾出了问题，它只是前面疲软表现出来的症候。在《武侠》这部影片里便是如此。第三幕走势乏力的主要原因还是前两幕没有积蓄起足够的能量，徐百九调查清楚刘金喜的身份之后该当如何？故事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前面积攒的线索过于单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那么只能请出一帮天外飞仙，打一场了事。
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甄子丹。作为当前华语电影第一席功夫巨星，甄子丹必须得打，而且要打得出彩，这是影片和观众之间不成文的契约，没人敢破坏这点，所以甄子丹不打不行。我们来看这部影片中甄子丹的武戏分配，竟然只有三场，第一场打完两个通缉犯后，在随后漫长的侦破调查阶段都无事可打，因为他的身份是个深藏功与名的山野村夫，面对侦探的咄咄逼问，装傻充愣还忙不过来，怎么打？和谁打？所以打不了。那怎么办？只好最后安排让他连打两场收摊。
看来如何使甄子丹必须要多打这个硬课题成功实现软着陆，还需要广大电影工作者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忘我拼搏的精神，想出好的解决办法来。
不光结尾(ending)不好，影片结局(resolution)也不太好，不够利索。教主是死了，可还有一大帮教众呢，豪气干云、气冲牛斗不在教主之下。你叫那些人怎么办？只要那些人没解决，刘金喜隐居的梦想仍然不能说高枕无忧。又决不能把对那帮教众的置之不理视为续集的伏笔。因为引发续集的线索一定不能对主人公的现有状态构成直接威胁，它只能是暗伏着有爆发的可能，但在这部影片里，余下的七十二煞要为教主的暴毙作出某种类似于寻仇的反应是一个当即要面临的迫切事件。这么大一件事，居然就无声无息滑过去了。
影片中类似的蔓生枝节还有最开始徐百九费尽唇舌介绍的三大失踪人口，他们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如果注定轻慢对待，还不如从不出现。
再谈谈徐百九这个角色的定位问题。从商业宣传的角度，金城武当然是甄子丹之外的男二号，说两人是并列的双雄也无不可。但回到故事中，就并不那么简单了。
徐百九的定位其实十分尴尬，首先他并不能和刘金喜构成等价的双雄。从第二幕才出场，他的戏剧动机是调查刘金喜的身份真相，然后将他绳之以法，但这条线在进入第三幕后就自动让位于七十二地煞和刘金喜的历史旧账了，只是最后打完了徐百九装个样子说了声销案。如果将他仅仅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功能角色，也不妥。没有哪部影片会突然停下叙事前进的步伐，开始追溯功能性角色的前史，徐百九得到了好几次这样的待遇。一开始他在分析刘金喜身份的时候，突然拐个弯自述起了性格弱点和办案历史，之后又交待了他的家庭悲剧，他的内心矛盾，诸如此类，但又不够连贯自然，给我的感觉是为了提高这个角色的重要性，硬生生加上去的。
如果说刘金喜肯定毫无疑问是影片头号protagonist，那么徐百九到底是叙事中相对次要的另一个protagonist呢，还是与七十二地煞教主平行的另一个antagonist呢？我认为是后者，因为他的目标动机处处和刘金喜希望完成归隐心愿的动机构成直接对抗，这很有些像《沉默的羔羊》中的人物设置，只不过松散得多(在《沉默的羔羊》里，克拉丽丝、汉尼拔、野牛比尔三个角色也构成复杂的protagonist和antagonist关系，尽管他们极少有机会处在同一个时空下，但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对应，织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格，是极高明的剧作)。既然闪回交待了徐百九年轻时也和当年的屠夫灭门案有关(其实这里非常牵强，凭现有信息来说，这纯粹是巧合，不具备任何必然性)，但在结构上他始终没有和地煞一方建立起给戏剧性或人物心理带来任何增益的关系，纯属浪费。徐百九忽然就多出了一个妻子和卖假药的老丈人也是颇让人费解的一种设计，很像是临时拍脑瓜想出来的，因为这些枝节并不能太好地解释徐百九这个人物的性格和行事——说明他刚直不阿吗？前前后后已经说得够多了——反而其自身需要被解释，比如老丈人卖假药被抓了为何自杀？尽管这毫不重要，但观众的注意力不应当分散在毫不重要的细枝末节上。
另外，徐百九和刘金喜之间一直存在着的某种对应关系也没有得到合适的发展，两人都对自己过去参与或经历的一件血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而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疚。本来这是现代侦探题材的一种陈规，即强调侦探与罪犯之间存在着某种平行的相似性，侦探在破案的同时也受困于自身的性格缺陷。这种角色的设置同样也可以在《沉默的羔羊》等大量影片中发现，但《武侠》对这个母题的开发浅尝辄止，令人失望。
观众并不要求一部电影提出发人深省的哲理，但你在自己的范围内总要能自圆其说。徐百九在办案过程中数次提出法律与人情的辩证关系，他和刘金喜还讨论了“一个人犯错，众生犯错，每个人都是同谋者”这种宗教意义强烈的犯罪观。考虑到徐百九的“情法两难”是他铸成大错后的一种矛盾产物，而七十二地煞的灭族背景和刘金喜从小接受的义父灌输的丛林生存教育，他在反思后得出“同谋理论”也是说得通的。然而这些观念都没能在影片的发展推进中得到呼应和提升，两种理论的碰撞是怎么走到最后那一步，让徐百九决定销案的，则相当敷衍地搪塞过去了。这是前面三番五次提到的法律观念自然演变后导出的结论吗？无法令人信服。这相当于你好不容易凑了一手好牌，却把炸弹和同花顺拆散了打。往重了说，这也是香港电影的一种通病，好的想法往往都没有得到认真深化对待，最终都沦为装点的噱头。
本片还有个最大的噱头，就是刘金喜的自断手臂。从任何一个意义上，这个举动都是大败笔。他自称将杀人的手还给义父，于是砍了左臂，可故事从头至尾根本没显示他是左撇子，主要用左手杀人，所以砍左手还债的说法无法成立。而且砍手臂对情节的推进、人物的塑造，甚至打斗上带来的变化，都没有明显作用。教主并未因刘金喜砍左臂就原谅他，岂不是白砍？历史上的独臂刀电影那么多，断臂对他们任何一个人来说，从武功到人格都是一次重生，而在《武侠》里没有任何体现。说穿了断臂在这里只是个“致敬”的噱头，是对既有武侠遗产资源的一种利用。
假死的三重境界同样是另一个噱头，而且实施得更加拙劣，不必提了。
在武侠电影类型史的意义上，《武侠》这部影片还是带来了一些创新的角度，如柯南式自言自语的侦破，走近伪科学、伪民俗，像《剑雨》一样，试图将侠客居住的那个与普通人秋毫无犯的世界——江湖，接入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尽管最后还是要回到江湖的层面解决问题，这些都算得上是有益的尝试，可惜它留下了更多的遗憾。无论如何，我相信将来的武侠电影作品，都能受益于从今天这些不太成功的作品中收获的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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