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电影《与妻书》：历史照进现实
电影《与妻书》海报
云飞扬/文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阐发历史为何物时说：“历史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但遗憾的是，影像中的历史常常无法照进现实，那些过往的史实和人物仿佛就定格在历史幽深之处，无法与现实发生对话。倘若能够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设一座桥梁的话，那么可以肯定这将是极具意义的创新之举。
王小列导演的《与妻书》便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构对话的可能。影片采用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是林觉民与其妻陈意映缠绵悱恻的爱情，展现历史之貌；另一个便是现代演员夏珊的情感纠葛，与现实紧密关联。戏中戏的故事结构将两对情感对照呈现，在发历史之幽思，呈现革命时代的伟大壮阔的同时，为今人的现实生活提供一份极有意义的参考系。影片的结构颇具现代意味，有人说这是时下流行的穿越模式，其实细究起来，它与所谓的穿越并不相同，穿越的终极目的通常是逃避，而本片是将历史延展至现实，让今人在历史参照系下思考自己的生活和情感。
与叙事形式上两条交织的线索相互对应的是影片对两种情绪表现，既有革命年代特有的豪情壮志，又兼具情真意切的百年爱情。其实，这种情感的混合延续了《与妻书》这封泣血之信的血脉。百年前林觉民的《与妻书》既是一封恋恋不舍的情书，又是一书指向晚清的战斗檄文，它内具豪放风骨，外饰婉约之貌，既缠绵悱恻，又慷慨激昂。“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影片以此为总纲，在个人爱情延展至民族国家，而这种过渡所借助的力量正是由“至爱汝”生发出的推己及人。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曾撰文说：“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与妻书》一片所展现出的精神气质让人相信这种个人与时代，家与国紧密关系的判断。
除去形式上的创新以及情感上的刚柔交融，影片在人物塑造上一反对历史人物的程式化读解，而是以新鲜的历史思维定位人物的复杂，这尤其体现在“反派角色”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身上。李准的复杂性在于他初对清廷忠心耿耿，却又不满晚清的腐败无能，在镇压黄花岗起义的过程中李准被林觉民的才华和信仰深深折服，审问林觉民时，“林执意席地而坐，用英语应答，面对劝诱不为所动”，其气节更令他为之心折。最终李准弃暗投明，加入革命党。历史着实有趣，“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革命者林觉民未竟之事业，竟被这位曾经的刽子手付诸完成。影片对人物复杂性的呈现还历史以不同面向，这与当下文化、史学界的重新审视并定义历史的新思维不谋而合。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当现实世界里的夏珊推开历史暗门时，或许她正如我们一样惊诧于在那封《与妻书》里，除了有可以征服无数芳心的个人爱情之外，还有热血执着的家国大义，时空转换间历史陡然照进现实，让今人驻足静观百年前的魅力。
以百年情书《与妻书》为切入口，通过现实人物与历史的对话，在考究的影像背景下，让历史阐发出现实感，进而关照现实，这颇能反映出影片的创新实验精神，也为主旋律影片和历史人物传记片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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