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李祥瑞0369

　　张艺谋在《有话好好说》(1997)中对自己的电影风格作了一次调整：摇晃的肩扛、手提摄影、反常规的剪辑，使影像闪烁不定飘忽动荡，都市景观迷离纷乱，人物形象畸形破碎，产生了较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于是《有话好好说》成为近年来国产电影罕有的新锐佳作。

　　熟悉电影艺术的人们面对张艺谋营造的“混乱无序”场景并不会感到太惊讶。奥利佛斯通的《天生杀手》(1994)、《U型急转弯》(1997)和王家卫的《阿飞正传》(1990)、《东邪西毒》(1994)、《重庆森林》(1995)、《堕落天使》(1996)、《春光乍泄》(1997)里这种手法几近用滥。尽管张艺谋在自己的作品问世后曾经声明自己并不知道“后现代”为何物，但显然他是凭借自己敏锐的艺术家眼光发现了一种大可借鉴的表现现代人的浮躁、焦虑的理想手段(他特别欣赏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和奥利佛斯通、王家卫一样，张艺谋把摄影机从三角架上拿下来，象个不懂规矩的孩子东张西望，在生活空间里到处游荡--也许，这并不亚于当初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倡导“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的里程碑意义。那些即兴、随机的影像构成方式打破了以往视点相对静态的传统模式，产生了另一种新鲜感和真实感。时代生活的纷纭繁复、人性世界的明灭沉浮，似乎只有用不断的运动才能捕捉得到、表现得出来。

　　奥利佛斯通、王家卫、张艺谋最爱用“鱼眼镜头”观察事物。所有的景象都被“放大”。放大使画面产生了扭曲、变形，张力却由此产生，有了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气势。如他们无一例外的喜欢用广角镜头拍摄人物面部特写，那些尤如汤勺背面反射人像的镜头几乎成了该类型电影的主要标志。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作者们着眼于人物的“自我放大”使然。这样做的结果，是迫使观众更加逼近影片中的人物：摄影机不知疲倦地围绕人物周身上下旋转，人们无聊的自言自语(《东邪西毒》、《重庆森林》)、疯狂的歇斯里底(《天生杀手》、《U型急转弯》)没完没了的侃谈(《有话好好说》)都成了他们所热衷的目标。作者们很少客观冷静地去观察描摹，而是在一反常态非理智的自由王国恣意遨游：摄影机象“没头苍蝇”一般狂飞乱舞，一个个令人头晕目眩的跳接永不停歇。王家卫在阿根廷拍摄《春光乍泄》时从取景到设置剧情始终是即兴式的。主观世界的宣扬使作品突出了个性色彩，把日趋工业化、多按商业模式运作或多或少承负集体使命的电影变成了个人作品专辑。于是乎，“艺术”的意味、“作者”的意味、“沙龙”的意味份外浓厚起来。

　　从他们三人我行我素的自由操作中，可以一目了然他们对电影艺术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功利性的无视态度。象那些信笔涂鸦的孤独的大师，又象随心所欲的街头画家，自我意念的自由舒展，造成了风格样式的独树一帜。由此，可以肯定，这些作品的观众面必然大受限制：奥利佛斯通的《天生杀手》、《U型急转弯》、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均在本土引发了破天荒的争议；王家卫首开风气之先的《阿飞正传》票房惨败，如果不是《东邪西毒》)、《春光乍泄》在威尼斯和嘎纳国际电影节上得奖而为其镀了一层金，恐怕王家卫早就因为作品缺少经济回报(这在香港商业电影环境下可谓致命伤)而一蹶不振、偃旗息鼓了。

　　因为选择了一种异乎寻常的表述方式，使观众对他们相对偏执的语法、语义划分成理解、曲解、不解三个层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出的判断迥然有异：有人认为其激情澎湃，也有人认为其无比沉闷；有人说其精彩纷呈，也有人说其苍白乏味；有人说好，有人说坏……

　　在以上提及的中外作品中，有所共性。奥利佛斯通、王家卫、张艺谋都在努力研究“时代病”。他们在对现代都市文明的认知上不约而同达成共识：他们的笔下，都市生活是狰狞的，华灯高厦下掩藏着人类社会及人性深处的污浊--他们都热切关注“犯罪现象”；是压抑的，工业文明的阴影束缚着人们--王家卫作品中的人们都被困在房子里和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里；是迷乱的，到处涌动着混沌人群，自我放任者四处流浪--《有话好好说》中街景混乱，奥利佛斯通作品中的人物似乎都是“公路片”的主角。有所不同的是，面对“时代病”，奥利佛斯通大加批判，王家卫无可奈何，张艺谋则寄希望于道德上的觉醒来加以改良。作为同一种风格的艺术样式，所植根的社会文化土壤不同，其神采亦自不同。奥利佛斯通的《天生杀手》表达了社会没落、人性没落的危机感，展示了绝望中的疯狂：在人欲横流的现代都市里，个人用暴力行动反抗束缚，在一味追求猎奇的媒体渲染之下，竟成为大众英雄；王家卫的《春光乍泄》中人物无根无助的漂泊感很符合香港殖民地文化背景，和那些毫不掩饰急功近利意图的香港MTV一样，王家卫在视觉造型、情绪渲染上标新立异的思想特别强烈；张艺谋在《有话好好说》中一如既往包涵着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感，那些无拘无束的晃荡镜头，与其说是一种张扬、反叛，不如说是作者的忧心忡忡，来自镜头的不稳定感，时刻传达着对现实生活怪圈的忧虑和恐慌。

　　在排斥主流模式，选择边缘化手法的同时，他们自然而然把目光投向边缘人群--流氓、痞子、混混儿成了他们所“钟爱”的对象。看起来，他们笔下的人物随心所欲自由自在，《U型急转弯》中人语“没有道德的人是自由的”。实际上，照样痛苦。也许外表看来是下洒脱的，无视规范是其通病：“天生杀手”肆意犯罪，因其敌视人群；《有话好好说》中的赵小帅经常扰乱社会治安；《春光乍泄》中的人物言行有违人伦(同性恋)。但是痞子们的内心世界却更加敏感外界压力，而且由于性格上的狂野，情感发泄之激烈，远过常人。镜头中经常出现主人公们回避公众场合独处一室时的心灵独语，通过内心世界的真情表白，由人性上的共同感触动了观众的心灵。

　　“天生杀手”无恶不作，他们对世道的憎恨源于不幸的童年，来自父辈，家庭的压制和摧残，显示出西方社会成人世界的道德崩溃、欲望膨胀使人们变得贪婪、疯狂。家长没给孩子们爱，只顾滥施权威、满足肉欲。孩子们的脑海中不时有肆虐场景的恐怖闪回。所以影片表现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以暴制暴、枪击父辈、火烧家庭直至肆意伤害无辜者时，竟都充满了解放的快感！令人无比震惊。导演并未用欣赏暴力的眼光来表述，那些被夸张了的暴力图景也毫无娱乐性可言，那只是对人与人血淋淋冲突的无情展示，并洞察犯罪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在艺术手法上大胆探索，予人深刻印象。在表现女主角同家人发生冲突的场面时，用充斥西方荧屏的家庭情景喜剧手法来处理，画外音不时响起一阵阵笑声，这种超现实手法起到了深化命题作用，揭示出把他人的不幸当作“喜剧”来欣赏的社会现实。电视台热衷于用猎奇的犯罪报道满足观众的窥暴欲从而提高收视率，这样的目的，使传媒记者像苍蝇见了腐肉一样围绕罪犯转，甚至成为对方的“朋友”。在媒体的煽动下，观众们开始崇拜罪犯，因为从罪犯为所欲为的犯罪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一种形式的“自由”，罪犯们视社会规范如无物的做法在被钢筋水泥构成的“现代文明”所囚禁的市民看来，无疑是冲破束缚的英雄举动。于是，人人都要反抗，人人都成了罪犯，人人都要冲破束缚，《天生杀手》在最后监狱暴动一节中呈现了群魔乱舞索求“自由”的人间地狱场面……。《U型急转弯》则彻底把人们推到绝望的境地，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对他人施以暴行，如同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堕落天使》中的人物一样，情人之间也有重大隔阂。《U》片的主人公绝望地对女友说：“我不知道该爱你还是该杀死你！”因为他有一种莫名的生存恐惧，深怕她会害得自己失去一切。卡夫卡《城堡》中土地测量员的悲剧在于他永远也无法走进城堡，而《U型急转弯》主人公的悲剧就在于他永远也无法走出那个布满邪恶的荒僻小镇。耐人寻味的是，以往“公路片”中的人物大多是前途一片迷茫不知通往何处，而《U型急转弯》则给人物的找到了“人生终点站”。

　　王家卫从不关注主流社会、主流人群，他喜欢在都市底层游荡，灯火迷离的小街巷，身单影只的小人物经常被“死盯”着不放。在王家卫眼中，整个世界是高度物质化了的，他最爱用特技镜头(低速摄影)拍灯火辉煌、车流狂泻的都市，在时间被浓缩之后，街上的车仿佛被上紧发条，匆匆流逝，传达了现代都市文明的躁动不安之感。在《春光乍泄》中，每一个街景镜头，观众只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车辆巡回往复，却看不到一个走路的人。人们被物质工具所制约，乘坐着交通工具奔驰在道路上，不知开到那里，也不知道何时停下来。王家卫甚至使用倒立镜头拍街景表现都市文明的颠覆感。他笔下的人物只有在家里才显得最真实，每个人物的胡思乱想、无所事事都占了相当大的戏份，王家卫不厌其烦的冷眼旁观着他们的彻底放松。片中的主人公们一到了大街上或同他人接触就变得手足无措。表现了人与人接触和交往的痛苦。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都是自我封闭的，即便面对爱人也是如此。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东邪西毒》是古装片，但王家卫电影与金庸小说已有了本质的不同，人物仿佛置身于某个超时空境地，情感和理念都相当真实，因此更像是一部现代寓言。王家卫一直没有揭示造成现代人离群索居、自我封闭情绪的原因何在，他只是把都市生活描写得更加纷乱，那些摇摆不定失去重心般不断流逝的街景把更多的伤感和惆怅留给了观众。如果观众不能一边看一边思索，王家卫电影将是最乏味不过的。他的电影更像是一幅现代派绘画，让人初看之下不知所云。也许，都市生活本身就是这样，我们眼前有各种颜色在闪耀飞舞，耳朵里面是各种此起彼伏的嘈杂音响，虽然一切都很模糊，但我们还在不停地向前飞跑……

　　同奥利佛斯通的呐喊、王家卫的独白比较起来，张艺谋心态相对平和得多，没有前两者个性化的激情和忧郁，他只想讲一个能让大众接受的市井故事。尽管在形式和技巧方面同样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但整体感觉还是像是在述说通俗小品，无意做社会、人性上太深层次的批判与反省，喜剧化的处理方式，还可以使观众始终保持轻松远离沉重包袱。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观众意识到喜剧的反讽意图，由几近荒唐的嬉笑怒骂中领悟悲剧感。张艺谋在极尽所能展示时代感之后，落脚点亦定位在探讨现代人的人际关系，着重描述了小人物间的伙伴关系，从小市民的“不打不相识”透视社会弊端。张艺谋的理想主义色彩无疑更加浓厚一些，主人公们在矛盾冲突和利益争斗之后最终达成相互理解，这个场面确实令人想到好莱坞式大团圆的光明结尾。就象王家卫在《重庆森林》中让男女主人公再次有缘相见、奥利佛斯通在《天生杀手》里让主人公重新做人一样，在历经得失之后人们终于可以在自由、理想的王国里畅游--这样的结局多少表达了作者追求完美的社会理想，那就是，不管社会现实对人有什么这样那样的影响，人和人之间还是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的。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着友谊，谁不想在这个世界上孤独地活着。

　　黑龙江省宁安电视台李祥瑞 200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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