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走私大案，两个匿名歌星，引来多少猜测与议论。我们一再拿这件事做文章，并不是存心跟两个名人过不去，而是要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明星投靠豪商巨贾，那是个人的选择，他人无权置喙。但在投靠之前，最好先问问对方的钱来得是否正当，免得日后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倘若拿了对方的昧心钱，却还要在舞台上博取名利和地位，只怕台下的观众会不答应，媒体会不答应，历史也不会答应。

　　《歌星是否涉案与“点名”无关》在10月15日本报“每周评论”版刊出之后，编辑部接到了大量的电话和电子邮件，对文中的观点表示赞同，网络上也有许多网友遥相呼应。但在赞扬的声音之外，也有人提出质疑：既然你觉得应该点出歌星的名字，而且你也大致明白她们是谁，你自己为什么不点名呢？这个问题实在很有力。

　　我在写上述文章的时候，的确打算把她们的名字点出来，但是再三考虑之后，还是放弃了。像我文中所说的那样，在手上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点名”是要冒一定风险的，很有可能被告上法庭，被歌星指控为侵犯了她们的名誉权、人格权或者别的什么权利，并被索取巨额精神赔偿。娱乐圈的名人和记者对簿公堂的事情在我国并不少见，某地一记者甚至为此自杀。所以，如果说我在这个时候有点“含糊”，应该能得到读者的原谅。如果我成为被告，我就必须向法庭提供证据，以证明被我“点名”的两个歌星的确就是与远华大案有牵扯的人。那么，我的证据从何而来呢？当然，仅仅出示报纸上的那些隐约其词的段落是不行的，像“广州的甜妹”，像“唱主旋律的娃娃脸”之类，都不足以成为呈堂铁证。真正能让对方哑口无言的证据在“有关方面”的档案里，在大案组的保险柜里。那么，“有关方面”会为一桩普通的民事诉讼案、一桩口水官司提供证据吗？对此，我丝毫没有信心。

　　“有关方面”不点歌星的名字，是经过综合考虑的，并且请教过专家。按照这个不点名的逻辑推下去，他们多半也不会为我这个“被告”提供证据，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的责任是揪出赖昌星以及为赖昌星打伞的腐败分子，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很让人满意。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他们为一个普通的记者提供证据。可想而知的结果是，我不得不为说了实话而赔偿歌星的“精神损失”。这虽然有点荒诞，但的确是可能发生的。

　　这也是其他报纸含糊其词、不敢“点名”的症结所在。它反映出我国的舆论监督在节骨眼上还硬不起来。老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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