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叔，他们……把我杀……了。”民办教师李明光对着晚到的村长说出了他的遗言。他用一个“陈述句”的方式，在他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讲述了一个即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罪恶事实。这是李少红在1990年拍摄的影片《血色清晨》里的一个片断。这部改编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的现实主义影片，由于李少红独具特色的改编从而具有了非凡的历史深度。在这部画面色调灰暗的影片中，李少红张弛得当地组织起令人窒息而又悚然的戏剧张力，展示了在“文明与愚昧”的历史罅缝中游走的一幅老中国的历史景观和当代在历史转型时期的现实主义画卷。它为“在历史岔路口文化与现实的两难处境的现实，留下了一份历史的、冰川擦痕式的社会档案”。

　　集体的退缩

　　90年代初期的中国影坛的确是一个辉煌的时期，由于“第五代”导演们在国际影坛的横空出世，迎来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三次创作高潮。现在，当昔日的辉煌悄然地成为了一种历史的记忆，我们不难可以从中总结出他们辉煌的一些理由。一位导演说，作为导演，当技术在自己的手中变得越来越纯熟的时候，导演们最终比拼的关键还是在于对于生活的理解程度。如果这句话成立的话，我想说的是，在90年代初期的中国电影之所以如此出色，是因为那时的影片中充满了一种反思和理性思辨的折光。

　　然而，历史总是在跟人们开各种各样的玩笑，从1990年到2002年仅仅12年的时间，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现在，反思和思辨等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一贯追求的理性话语已经变得越来越式微，在商品经济的年代，再奢谈历史的深度思辨无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在《活着》等影片以后，居然拍起了《我的父亲母亲》这样唯美梦幻的爱情神话，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陈凯歌干脆到《吕布和貂蝉》中去寻找他的“对文化的一种自觉的思辨”；当然还有谢飞，在票房的压力下，心灰意冷地宣布，要到电视剧市场中寻找他的知音。

　　说了这么多，这跟《橘子红了》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当然是有，这种关系我愿意把它归结为，一直在现实和商业中游走的中国影视界的一种新的思维策略，在一批在商业压力下低头的导演看来，与其整天呆着，还不如拿电视剧来“练练手”，至少还不会让技术荒废。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景象，原来被一些导演所“不屑”的电视剧市场一下子热闹起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他们的个性还是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彰显和张扬，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出路。

　　逃离历史的牵绊

　　李少红也是其中的一员，虽然她的第一部影片《银蛇谋杀案》的票房在当时的电影市场很是火爆，但是她并没有沿商业片的路子走下去，倒是她在这部影片中对一种恐怖气氛渲染的功力在她以后的影片中越来越纯熟，以至于在《橘子红了》里面，好多观众纷纷对于其中不无凄厉、灰暗的影像风格和有点毛骨悚然的音响感触颇深。如果非要找出李少红在这些年来的作品中的一些风格轨迹，我觉得除了一以贯之地把爱情片拍的像恐怖片的唯美影像风格外，李少红似乎从一个对历史的思辨中走向了对作为人的本身的“人性”的思考上来。就像她自己说的，“对于女性悲剧命运的敏感和关注已经不自觉地融入到作品中去。”

　　她说：“《四十不惑》哪都不错，惟独就是缺了那么一点导演的个性。”在她看来，只有注入自己作为女性导演个人的烙印，她才是一部自己的作品。于是，在《红粉》中，两个女人之间性格命运的冲突远远超出了社会的教化作用，历史在这一次成了一个故事的背景，它被剥离了一贯的隐喻色彩，也超出了一个纯粹改造妓女的老式控诉式的思维框框，对女人的性格命运做了一番考量。

　　本着这样的思路，在《大明宫词》中，武则天才被改写成一个在权力和感情中徘徊的女人形象。虽然最终是权力战胜了感情，但是，她作为女人的特征并没有改变。

　　人性的枷锁

　　对于《橘子红了》中的橘子，李少红自己的解释是，橘子是“爱情和生命的概念，是可以被解读成生育和少女的模糊的风格的。”但在我看来，《橘子红了》的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李少红在《雷雨》之后的一种对感情的注解和延续，同时，相对于《大红灯笼高高挂》来说，李少红的这部电视剧则提供了原来对于“铁屋子”控诉文化的一种不同角度的解释。　虽然李少红本人认为，本剧的描写对象是三太太，但我觉得，《橘子红了》的特别之处还是对于大伯容耀华这一角色的塑造。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从未露面的老爷不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老爷的侧影完全可以被解读成一个封建礼教的权威者，一个可以一句话就改变女人命运的封建家长的符号。同时《橘子红了》中的耀华也不同于《雷雨》中的周朴园，因为尽管周朴园在年轻时也有过爱情的经历，但是在外界的压力下，最终他还是退缩了，说到底，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深深地打上了一个阶级的烙印。但容耀华不同，他曾经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尽管影片并没有呈现出当初的影像，但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想象，他们当年的爱情比起耀辉和三太太的感情来，肯定是毫不逊色。正因为如此，耀华的“失足”就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内涵，同时还具有一种“人性”的东西。

　　这个原因的起点就是耀华的进城，他成了耀华和大太太感情的分水岭。城市是什么，除了经济状况的完善，社会地位的提高之外，城市同时也意味着烟尘、妓女、妇产医院、支票、精神补偿费、孩子赡养费等跟古老的社会礼仪不相干的东西。就像二太太嫣红说的，在城市，耀华除了钱能挽救他之外，别的就一无所有。只有在那空气清新、人情味十足的乡村，才是感情的最终着落点。跟鲁迅笔下萧瑟、凋敝的农村景象不同，也许在李少红看来，《橘子红了》的农村无疑是大伯一个真情的归宿，带有了强烈的隐喻色彩。

　　这一次，在对“人性”的探讨上，李少红走得更远，她剥离了整个故事的时代背景，让几个故事的主人公纠缠于各自的情感纠葛。更重要的是，《橘子红了》用一种反讽式的话语，利用容耀辉之口，对于女性解放运动提出了质疑，在六叔得知三太太怀孕后，他闯进了古沛帆这些青年的演讲会场，醉醺醺地问，你们找到妇女解放的途径了吗？这是一个崇尚爱情的年代，但当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的时候，爱情就像天边一抹残留的红霞，或者就是女人嘴上的口红，尽管光彩照人，但却虚无缥缈，转瞬即逝，离我们越来越远。在这个充斥着婚外恋、偷情、包二奶、艾滋病、同性恋等字眼的年代，乡村反而成为了爱情的乐园。就像我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恋以后，突然羡慕起我们的父辈一样，尽管他们是先结婚后恋爱，但是他们还是在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尽管过得也并不完美。

　　但乡村真能带给我们爱情和真情吗？耀华和大太太真能回到幸福的过去吗？

　　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布满了虱子。《橘子红了》也许给了我们一个解释的理由，这些虱子无关乎社会、阶级等外来因素，他们是一些人性的“虱子”，是欲望的“虱子”。正像容耀辉在醉酒以后说的，在爱情上，我们全都是混蛋。(王金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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