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晨报讯：5月4日至6月1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汉口体育中心一口气举办了三场演唱会，主角都是当今歌坛炙手可热的人物：安在旭、周华健、陈慧琳、张柏芝、张宇、谢霆锋、苏永康、迪克牛仔等。10位天王天后你方唱罢我又登场，场面也算火爆，歌迷也算疯狂。这种频率不仅在武汉演出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就算在北京、上海这些经济、文化发达的特大城市也十分罕见。难道武汉商业演出市场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的能量？表面上看，这些巨星的卖力演出和狂热的歌迷，为武汉演出市场营造了一片繁华景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据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其实这三场成本在百万以上的演唱会全赔了钱！安在旭演唱会主办方———九月九文化传播公司的老总朱德荣承认损失惨重之余，更对记者偏激地说：“武汉已成为演唱会的‘雷区’。”震惊之余，记者一一走访了三场演唱会的相关人员，才发现，“悲剧”在最初的那一刻便酝酿了。　

　　　“短传配合”造就一个月三场演唱会　

　　　大多数观看演唱会的观众也许并不知道一场演唱会的举办程序其实是十分复杂的。据市文化局文化市场管理处有关人士介绍，以上述三场演唱会为例，10位歌手均来自境外，主办方的第一要务是拿到文化部的批文。批文到手后，再与歌手所在的经纪公司签约。签完约之后，需到市文化局市场管理处申请，市场管理处再报批省文化厅。上述要件都获准后，才能真正进入组织演唱会的实质程序，如找赞助商、寻找合办伙伴，进行宣传。一旦资金到位，演唱会就正式产生了。

　　然而事情进行得比程序还要复杂。在采访演唱会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除了5月4日的安在旭演唱会，另两场演唱会，在文化部拿到批文、与歌手签约再到后来的举办单位，竟是完全不同的几拨人。也就是说，在演唱会开始前，演唱会的拥有权几度易手。这种“分工”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搞到批文的和搞到签约的拿中介费，最后的主办方被动地接过来，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广告商、投资商投钱。这种急功近利的“短传配合”注定不会有一个完备、长远的计划和组织，更没有人会真正地对演唱会负责。“6.1演唱会”的投资方告诉记者，他们是在非常盲目和仓促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的，之前他们对武汉市的演出市场一无所知，对合作者的情况也不了解。投资方承认，他们没有对“谢霆锋妨碍司法事件”在市民中的负面影响作出充分估计。“5.18”是陈慧琳、周华健等歌星的拼盘，记者询问主办方为何大胆采用这种新方式，他的理由非常直接：“照顾到各个层面的观众。”至于演员组合，他的解释是：“只有试试，如果你不试的话，永远不会知道请哪个歌手会赚钱。”相关人员更宣称：“我们就是要赌市场”。事实上，这几场演唱会都是在不充分了解武汉市民欣赏需求的情况下就开始匆匆上马的。

　　也正是这种“赌一把”的心态，使武汉一个月内出现三场演唱会的奇观，而且还都是大型的通俗歌手演唱会，这在其他文化消费颇高的城市北京、广州都极为罕见。更何况五月份是黄金旅游月，人们刚刚度过了一个长假，作为演唱会主要的消费群体，一些年轻人早就为五一的出游掏空了腰包。　

　　　●失败内因：宣传不力和组织混乱　

　　　朱德荣来自广州，他的好朋友张炜告诉记者，朱将安在旭演唱会放在武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老家在武汉。5月4日晚一场大雨，浇熄了朱德荣最后的希望。朱德荣说：“我知道李玟、王菲的演唱会武汉都下雨，决定来武汉时，我查了气象台，私下还向出租车司机打听过，被告知在历史上，武汉“五一”期间都没有下雨。这一次只能算天灾吧。”很明显，朱德荣把演唱会失利的原因归咎于天气。而记者听到的另一种说法则把失败责任推给主办方：首先，主办方在人选上面有偏差。由于语言的障碍，安在旭的歌在武汉并不流行，更谈不上深入人心，歌迷自然不多，所谓的“韩流入侵”恐怕更集中在服装、舞蹈、影视剧方面。其次，宣传期太短。据了解，安在旭武汉演唱会是4月中旬确定下来的，到月底才开始正式宣传。由于时间紧迫，主办方甚至连制作路牌广告的时间都没有，只能用红布条幅贴上白纸剪成的标语挂在闹市区，显得非常匆忙、零乱。一般大型商业演唱会的宣传期都在一个月以上，要想在十几天的时间里，让所有潜在消费者知道有这么一场演唱会非常困难，显然，安在旭演唱会的主办方没能创造奇迹。

　　如果说安在旭演唱会是外来的“和尚”水土不服的话，后两场演唱会失败在缺乏有效宣传和混乱的组织上。“5.18演唱会”，张宇要来开新闻发布会的时间两度更改，最后取消，令等候的记者十分不满。而“6.1演唱会”在时间上竟然排在“五一”大假和两场演唱会之后的十几天内举行，而且居然请来了5位不同时代、毫无共同点的歌星，说是一网打尽，实则分散购买力。家住汉口花桥的祝小姐业余时间最爱听谢霆锋的歌，然而这次的演唱会她放弃了和自己偶像面对面的机会，她对记者坦言：“我是谢霆锋的歌迷这不假，但是其他人我都没兴趣，要我出几百元钱去听谢霆锋4首歌，太不划算了，何况还没有乐队，只是放伴奏带。”记者在5月30日多次与主办方联系，希望他们告知媒体采访如何安排，得到的回答竟是“不知道谁在负责”。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两场演唱会甚至连最后的造势机会———新闻发布会都省略了。要知道，演唱会的售票通常在最后几天特别关键，因此主办方尤其注意最后几天演唱会在媒体上的“出镜率”，演唱会主办者的消极令人费解。

　　比较去年举办成功的“10.19刘德华演唱会”，早在7月主办者就召开了全省范围内的媒体新闻发布会，统一部署，并且有专人负责联系各个媒体以及不定期提供新闻源，演出前一天还召开了刘德华亲自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媒体的大肆炒作，从而大大激起了市民对此演唱会的兴趣和热情。　

　　　●失败外因：赠票风和“黄牛党”　

　　　如果说宣传不力和组织混乱是造成演唱会失败的内因的话，那么武汉演出市场根深蒂固的赠票风和一些消费者业已养成的购买黄牛票的习惯则是这几场演唱会失败的外因。据记者了解，这三场演唱会的赠票都不在少数，甚至一些价格贵、位置好的票也被送掉了。而猖狂的“黄牛党”更扰乱了门票价格秩序，记者亲历了一些购买“黄牛票”的场景：“5.18演唱会”离开场还有十多分钟，记者看到一家五口人用1000元钱从众多的“黄牛党”手上买到5张价值380元钱的内场票，而卖完票的“黄牛党“显然尝到了甜头，反过来又精神抖擞地开始在人群中收购：“有票吗？有票吗？”；“6.1演唱会”演出才半个小时，记者身边的一对情侣用15元钱买到2张价值100元的门票后，欣喜若狂地进场。每场演唱会都人声鼎沸、气氛热烈，看似上座率很高，但在这“虚假繁荣”的背后，有多少观众是从正常渠道购票的呢？　

　　　榜样：刘德华演唱会　

　　出路在何方？在武汉演唱会做一场败一场的情况下，记者走访了近年武汉演出市场的胜利者：刘德华演唱会的主办方———楚天台大型活动中心主任朱上惠。朱主任告诉记者，刘德华演唱会能“例外”地赚钱，绝非偶然。首先他们为如何做好这场演唱会准备了半年，拍板之前，楚天台曾做过广泛的调查，内容包括刘德华在武汉是否有卖点，定什么票价好等等。从未做过大型演唱会的楚天台为了将演唱会纳入商业轨道，走访了很多广州、上海等演出经纪公司，借鉴他人办演唱会的经验。刘德华演唱会也开创了许多第一，如首开歌手模仿秀、一律不送票，剩余的票当众销毁等。在演唱会前夕，台长张立功的手机一直关着，就是为避免没完没了的要票电话。目的只有一个，希望从刘德华演唱会开始，将武汉演出市场引向商业化道路。

　　　未来：沌口六万人体育中心　

　　　其实，武汉市的职能部门正在为改善武汉市的演出环境努力着。能容纳6万观众的沌口体育中心即将落成开放，它将作为武汉演出市场更宽阔的舞台在下半年登台亮相。据说下一场9月的张学友演唱会就要在这里举行。从这个角度看，武汉演出市场还是大有潜力，至少在硬件方面来说是。以往的演唱会，观众更多的是看新鲜、看热闹，有熟悉的歌，全场合唱，相信在歌坛驰骋十几载的张学友不会让我们失望，至少演唱会的质量和气氛可以保证。但是，如果再照以往的模式走下去，缺乏科学的管理和严谨的组织，武汉演唱会市场依然没有出路。策划／蓝海 撰文／周满珍 蓝海

   动感短信、闪烁图片，让您的手机个性飞扬！
      短信世界杯站：新闻、游戏、动感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