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主持蒋明

　　现在再拿张老师的《幸福时光》做番议论显然已跟不上趟了，如果不是对话版的再次发掘，那出甜腻腻的《幸福时光》早就习惯做一个冷藏深宫的怨妇了。但它居然远嫁了西洋，身份的转变使它再次焕发出新鲜的味道，在入洞房之前的喜宴上，张老师还给它戴上了各种各花色的帽子，像现实主义、悲喜剧、平民三部曲……是的，他使用了平民这个很底层的 字眼。如果说，现实主义等说法还是较易理解的一厢情愿，那么《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的形式化与浪漫主义早就淹没了张老师企图反映现实的梦想，中国人的烦恼生活绝不像《幸福时光》里有那么多巧合、那么多同情，也不像《一个都不能少》那么幸运与无畏。张老师这几年总喜爱把作品涂上一层柔光，用歌颂替代客观、用感动替代沉默。在一代小人物身上幻想一种没有痛苦磨难的幸福生活。渐渐与生存发生距离、为自己找到藉口。

　　我们可以看看《贫嘴张大民》对现实生活的冷静介入，看《混在北京》中普通人的内心挣扎，看看杨德昌的《独立时代》、《恐怖分子》……每次用两个小时看完另一群人的平凡故事，我总有大哭一场才能消解压抑的行动。那么灰色、绝望与惊心动魄的寄居人生，才是我们进入现实与幸福之间的一把钥匙，是教会我们坚强与豁达的理由。没有人有权力把愚昧当幸福，把欲望当成爱，特别是电影工作者，我们没有，张老师更没有。

　　如果一个人20岁时有着坚硬的壳，那么40岁他必须除去外壳时，心已被保护得经不起丝毫触摸，这个4岁就从电影上体会人间百态的人，他的盔甲已被摆进陈列室，只剩一些男人四十的幸福时光，那么浪漫、那么飘浮、那么眼泪、那么脆弱。

　　无意或不忍对一个曾经给我们快意的人物一脚踏扁，就因为他已失去的锐气与仗义。但我却没有什么幸福时光和张老师共商。每当我混在人群中挥汗如雨，在发出各种声响的夜里内心空荡，到底是需要杨德昌或张艺谋，完全是一个出于尊严的答案。　　　-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