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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钰莹接受陈鲁豫电视采访播出后，人们对杨钰莹与赖文峰的恋爱关系的议论又像决堤的水汹涌而出。随着杨钰莹在北京的个人演唱会的举行，人们议论的潮声又后浪推前浪，在目前娱乐圈的多事之秋里雄霸热门新闻的前沿。有人对杨、赖恋爱表示理解，也有不少人仍然认为他们是“情钱关系”，甚至还有人相信“三年合同”之说……这些议论对杨钰莹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以至于在她的演唱会上，仍能感到她在演唱时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主持人梁永斌在演唱会即将结束时向杨钰莹提一个问题却又卖了一个关子(其实是税收问题)
，就把她吓了一跳。
如何评价杨、赖的一段未了情确实是一件让人颇费踌躇的事情。在下笔之前，笔者不得不做大量的调查分析和推理判断。因为如果他们确实是情钱交易，杨在了解赖氏家族的底细的情况下与赖文峰交往，那么我们给予任何的同情都会显得轻率。然而假如他们真像杨钰莹所说是在谈一场真正的恋爱，而且对赖昌星走私的事一无所知，那么任何的谩骂和指责不也是一种可怕的轻率？我们不妨这样设身处地地设想：当自己与某人恋爱被描绘成“卖淫式”的“三年合同”时，当舆论使你由“玉女”变成“妓女”时，你将作何感想？
其实，有富有男友或嫁给富有丈夫的女明星大有人在，如巩俐、杨澜、林青霞等等。这些女明星本身就是“富姐”，她们应该不会缺钱，嫁给富人往往只是反映女性婚姻选择是向上的或者至少是对等的基本趋向；不像男人可以向下选择：王子可以爱“灰姑娘”，可以“不爱江山爱美人”，“百万富翁”可以爱“贫穷小妹”。
杨钰莹同样不缺钱，她找大款本来也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她找了个“问题大款”。而像杨钰莹这样长得干干净净的“甜妹子”，人们对她的期望是在为人艺德乃至感情上都应该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她如果找个“工农兵”或人民教师的男友，全国人民都将为之欢呼。可是她偏偏碰上了全国人民痛恨的“走私分子”赖昌星的侄子。按照我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熊样”的思维惯性，这个“赖侄儿”必定也是“赖”的了———就像以前谁嫁给“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谁就不是好东西一样，定性思维是拒绝理性判断的。
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他社会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中就精辟地分析了从众心理的特征，那就是将纷繁复杂的世界万物简单化，用不经推理判断的简单语言和口号来定性人和事，而当意识到异众会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人们也就更不愿做那种逆潮流的理性判断了。
杨钰莹恋爱的有关报道似乎已经在大众中形成心理学上的“首因效应”(即第一印象决定后面的判断)：她找了“问题富翁”，她接受了“赃车”，她因傍上大款而退出歌坛，她又因“大树倒了”而复出唱歌……
但我们如果按一般常识推理，赖文峰即使知道赖昌星的走私勾当，也不会轻易将这种阴暗面暴露给杨钰莹，那么杨钰莹就可能不知情；按杨钰莹的“江湖地位”，出场费不会太低，她还不至于沦落到“卖身求钱签三年婚姻合同”的地步。如果这一假设成立，她的可非之处也许只在于她找了个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高雅人士”了。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推理，我们还是要凭确凿事实评论，既不能凭空责骂，也不应凭空褒扬。在法庭上，被告尚有辩护律师；但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个人“所有的问题只能自己扛”，往往是不堪一击的弱者，我们不能随意作“缺席审判”。客观公正是道德评价的道德基础，传媒更应该信守这一原则。不然，任何不当甚至歪曲的报道和评论不是愚弄读者就是扼杀当事人。(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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