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节目主持谈

　　谈话节目的是与非全部由观众评论也不一定就会是一个全面的评价，让做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出来说一下他们对自己节目的看法，再评价一下同类的节目，可能会让我们对谈话节目多一个不同角度的认识。谈话节目中，应该说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和《鲁豫有约》，中央台的《实话实说》、《艺术人生》等具有一定意义上的代表性，这四个节目的主持人 对自己的节目以及同行的节目，都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他们中有人悲观失望，有人意气风发，到底谁的感觉更能代表谈话节目的现状和前途，这个留给读者自己去猜想，因为过早的下结论很可能是短见。　　　　　　　　　　　　　　　　

　　　———编者

　　窦文涛：我用一生赌“锵锵”

　　在国内所有谈话节目中，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应该是最接近脱口秀本质，也是最无法克隆的。遗憾的是文涛正在国外公干，本应全面扎实的采访也不得不变得简短而仓促。

　　之前和文涛有过好几次正面接触。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这位凤凰名嘴台上台下状态的巨大反差。站在镜头前，这个人总是神情鬼马、满口珠玑；但只要镜头灯一灭，他就会马上回复到某种游离状态，不是心不在焉接听电话，就是自顾自嘴里念念有词。专注与懒散、松弛和紧张在他身上似乎是合而为一的。他的这些表现，让人明白了一个主持人最大的困难恰恰不是面对镜头，而是面对自我。　　　———杨彬彬

　　心态如履薄冰

　　记者：感觉上最近一段时间《锵锵三人行》不像前两年那么大红大紫了，收视率略有下降但是更加稳定。这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更加理想的状态？

　　窦文涛：一晃5年，一直坚持做一档节目，感觉上真的是很不容易。当初只能把我认为最有意思，把我的个人趣味推销给大家。现在个人趣味成了不少人的大众趣味，似乎真的有了那么一部分知音，构成了一个稳定的观众群，这是我开始没有想到的。

　　记者：现在做这档节目，心态上和开始有什么不一样？

　　窦文涛：如履薄冰。一个节目成了一个品牌的时候，主持人就会背负很多的东西，这对谈话类主持人来说其实是很忌讳的。我知道国内现在也有很多节目，他们可以向外部延伸，有一流的班底和广泛的信息网络，想谈什么样的话题都能找到相应的资料和人。但是我没有这样的实力。我只能是向内心寻找我自己。佛家说每个人都是佛，你就是全世界，这是我惟一的选择。无限向自我延伸的结果是人越来越迷惑，越来越有掏空的感觉。

　　记者：我之前访问鲁豫的时候，她认为，你在“锵锵”中的放松其实只是一种特殊的状态而已。她认为现实生活中你并不是这样的人。

　　窦文涛：是这样。如果我告诉你小时候我结巴你肯定不信。但我以前就是个结巴，长大后才改过来。在电视上你看到我时我总是在说话，手舞足蹈，那是一种特殊的状态。因为既然面对镜头，我就得让自己兴奋起来。但在平时生活中我的思维有时会和别人有错位，比如有人在街上叫我“窦文涛”，我顶多礼貌地点点头，谢谢人家，通常不会多话。不是瞧不起人家或者不想说，而是状态不一样。

　　“锵锵”已融入生命

　　记者：从创办到现在，“锵锵”的节目形式就没有变过。有没有想过改变？

　　窦文涛：从制作上来说，“锵锵”的预算是最低的，因为完全不需要太多的工序。很多人都以为在我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班子，“智囊团”什么的，但其实我只有半个助理，每周帮我工作两天半，找找报纸等一些图文资料，其他事情完全靠我自己。要说改变的话，可能首先不是节目形式上，现在的形式我觉得基本成熟，完全在我的控制内，我不喜欢在谈话中掺杂太多的非电视因素，现场观众等等，这不是我的风格，也不需要，要改变的话可能首先也是制度上。

　　记者：5年多一直做一档节目，真的没有觉得厌倦吗？

　　窦文涛：我之前说过，做别的节目对我来说是工作，但“锵锵”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当中。就比如说，我在主持一档其他的节目，但录制间隙我们在闲聊，我可能就会说，“嗳！你等会，你刚才那个话题不错，我得把它记下来！”几乎是用整个生活在做它。不过凤凰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我也不知道这个节目还能做多久，但我和台里说过，希望我们能在这个节目上合作下去。因为现在不仅是电视台的招牌，也是我个人的理想。如果有一天，电视台出于市场或者其它考虑，决定不做了，那没问题，我想我也会另起炉灶，继续跟另找的合作对象做这个节目的。

　　崔永元：看不到谈话节目的前途

　　对很多内地观众来说，《实话实说》和崔永元就是中国式“脱口秀”的代名词。这个眼睛小小、喜欢坏笑的中年男人一度有望成为中国的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美国电视界最有名的“毒嘴”，福克斯新闻频道王牌谈话节目《奥雷利实情》主持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实话实说》的势头却大不如前，收视率和话题性都持续走低，这让喜欢《实话实说》的电视观众和崔永元本人都非常郁闷。　

　　电视上机智敏捷、妙语连珠，生活中崔永元却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听筒那头，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主持《实话实说》的心力交瘁和对中国电视泡沫现状的灰心。“我看不到谈话类节目在中国的前途。”听了他的话，一向乐观主义的我也久久无语。　　　　　　　　　　　　　　　　　　　

　　　　　　　———杨彬彬　

　　开放之后却下滑

　　记者：很多人都对早两年《实话实说》的大红大紫记忆犹新，但是这段时间无论节目还是你本人，好像都在走下坡路，你自己怎么看？

　　崔永元：从央视收视排名看，《实话实说》这几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现在我们的占有率是5—8％，但以前我们早上播出的时候能达到50—70％，也就是早上看电视的人有一半是在看《实话实说》，现在这种盛况不可能再出现了。

　　记者：收视下滑，你觉得是因为节目本身质量下降还是观众喜新厌旧？

　　崔永元：两方面原因都有吧。晚上观众的选择本来就很多，市场争夺相对来说更难些。另一方面，节目质量其实这几年并没有什么下滑，相反，现在的话题还比以前更放开。按道理说更热门，关注度更高，但是好像出来后也没什么太大反响。

　　记者：症结在哪里呢？

　　崔永元：我经常看观众来信，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的观众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看什么。挺窝心的，但是又没有办法，只能干等。

　　我非常疲乏

　　记者：从1996年到现在，《实话实说》的主持风格、话题选择、节目形式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从个人来说是不是有些厌倦了？

　　崔永元：非常疲乏。不过我心理素质还比较好，刚开始红起来的时候我就有心理准备，知道肯定迟早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所以我不怎么在意。我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全寄托在一个节目上，我还不想这样做。不过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一天，就肯定要敬业，尽可能踏踏实实把节目做好。

　　记者：你理想的《实话实说》是什么样的？

　　崔永元：如果我们能说了算的话，第一是话题应该更加开放。之所以现在观众不爱看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和他们私下聊天没有什么区别，你不能从话题到观点上给观众新的信息，他干吗要守着你的节目看？至于其他方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有当然最好，没有也不要紧，不会影响到节目的本质。

　　记者：这样说的话，岂不是你对节目的前景很悲观？

　　崔永元：我是很悲观。做媒体的都知道，第一，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说了算了，第二、目前最难突破的障碍其实也就是话题选择上。

　　我很悲观

　　记者：你对谈话类节目在中国的前途怎么看？

　　崔永元：现在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拿得出的谈话类节目，全都是半死不活的，这种状况让人很灰心。前段时间我刚刚到加拿大去，他们的谈话类节目基本上是全盘克隆美国的，但是人家也照样生存得有滋有味。我后来就明白过来了，很多节目之所以一克隆到中国就变味，就走样，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才能有限，没有完全学到人家的精髓；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坚持自己的理念。

　　记者：对同类节目有什么评价？

　　崔永元：说实话，内地节目基本上也没什么值得追着看的节目，偶尔碰上了瞥两眼，碰不上两个月也不想。凤凰的我比较关注《鲁豫有约》，其实我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谈话节目都是小成本制作的，没有什么形式，但因为他们话题特别硬，所以就很吸引人。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谈话类节目的形式是非常次要的。至于主持风格，最近我觉得因为心态的原因，我的主持水平是在急速下降的，很对不起观众，但是没办法。这样的情况下，我不方便评价别人。

　　陈鲁豫：我不是要做揭密者

　　《鲁豫有约》有一句很煽情的口号：说出你的故事。虽然鲁豫本人不喜欢“揭密”这个词，但是我坚持认为，主持人温文尔雅的礼貌并不能掩盖这档节目“以揭密为乐”的实质所在。而这，应该是这档既不幽默，也不煽情的直访节目收视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原因所在。　

　　就单纯的谈话技巧而言，鲁豫未必是最高明的发问者。但她应该是最好的倾听者。想起《鲁豫有约》，许多人即使不记得嘉宾到底坦白了哪些隐秘往事，也应该对鲁豫那双充满善意理解、充满倾听渴求的眼神印象深刻。而对于这样一档以个性人生、敏感人物为采访对象的直访节目来说，有时候倾听也许比发问更有效。　　———杨彬彬　　

　　我不喜欢“揭密”

　　记者：《鲁豫有约》现在经常会推出一些敏感人物或者说是争议人物的访问。“争议”现在成了《鲁豫有约》的一大特色。这和节目的初衷是否吻合？

　　陈鲁豫：去年底筹备这个节目时，我就觉得现在访谈类节目这么多，我们一定要和别人不同。于是就想找一些人生经历比较丰富、曲折甚至是大起大落的那些人。他们和我们的生活、经历其实联系特别紧密，只不过暂时淡出了我们的视线。现在我们把他找出来，并且让他说出自己的故事，无形中就可以唤起人们很多记忆。　

　　记者：现在观众这么追捧这档节目，你觉得主要是嘉宾的吸引力，可以满足很多人的“揭密”心理，还是主持人本身的吸引力？　

　　陈鲁豫：嘉宾本身的魅力和人生经历当然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不是很喜欢用“揭密”这个词，好像一定要剥开什么隐私的感觉。但我希望能够深入到嘉宾的内心，让他把自己准备好要向公众展开的那一部分展现出来。

　　直访的善意　　

　　记者：如果遇到有的嘉宾不是特别愿意畅所欲言，你会怎么办？　

　　陈鲁豫：我的嘉宾在来做节目之前，他们应该已经在心理做好了准备。但每个人的敞开程度都是有限的，有些问题我会抓住不放，但有的可能只能点到为止。一般来说，只要不是特别大的原则性的问题，我都不会追究。而且有时候我提出话题，对方只要有一个反应，或者有一刹那的眼神，就足够了，观众就可以从里面看出很多东西。　

　　不想真做脱口秀

　　记者：有没有想过尝试真正的TALK　SHOW(脱口秀)节目？　

　　陈鲁豫：我还不是很清楚内地对TALK　SHOW的真正定义，感觉上就是一个主持人，带着很多观众嘉宾一起谈一个话题。我很早之前在美国就想过，但当时国内环境，包括我个人的经验、阅历都还不够。现在条件成熟了，要不要做反而有点犹豫。因为我现在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我失败不起

　　记者：个人比较喜欢的脱口秀或者访谈类节目有哪些？　

　　陈鲁豫：CNN的一档节目，主持人戴着一副大眼镜，60多岁了，是从电台来的。节目中间没有什么电子手段，就是几乎纯粹的谈话节目，时间很长，但是非常有趣。还有美国的一个声乐节目，CBS的《DABID　NETTERMAN》，那个节目场面很大，通常是在一个大礼堂里，带着很多观众，主持人先是来段“单口相声”，针砭时弊，然后请出一两位知名人士清谈，还有乐队现场唱歌。节奏、现场气氛都把握得非常好。

　　记者：内地和港台节目呢？有什么直观感受？　

　　陈鲁豫：港台的节目我一般都不太看。内地的我比较欣赏张越的节目，她其实是个很有才很有智慧的女人，她就可以很深入的进入到普通人的世界里，并且给人一种信任的感觉。崔永元的《实话实说》？我觉得他的节目是给比较成熟的观众看的，我不会特别追着去看。其实一个节目是否能吸引我，最主要还是话题，还有对嘉宾的直观感觉。

　　朱军：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能将艺术融入人生，又想要将人生当作艺术的人很令人羡慕，朱军想做这样一个人，他的人生目标会在他的《艺术人生》节目中实现吗？

　　记者：《艺术人生》筹办的时候，国内以明星为嘉宾的谈话类节目其实已经不下上百个了，为什么还要坚持做第一百零一个？

　　朱军：其实在做《艺术人生》之前，我就看过许多访谈节目，明星类的也看，不过不多。主要看《朋友》和《实话实说》。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从被采访的角度来看主持人的提问。我发现：有时候主持人并不是缺乏准备，也不是缺乏热情，但他们往往会忽略一点：现场气氛。国内很多谈话类主持人都不是在听而是在说；不是在想而总是在问。那时，我就想着如果自己做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

　　记者：以前你是做综艺节目和晚会出身的，相对来说，晚会主持人表演的成分、“做”的成分会更大一点，这种特点会不会带到《艺术人生》里头？

　　朱军：我不能保证一点没有。不过我尽量区别开两种不同的工作状态。在节目录制前，我从来不和嘉宾谈起节目中要提到的话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谈话节目的现场性，避免出现背课文的情况。

　　记者：节目中如何撬开嘉宾的嘴？包括他们的情感隐私？

　　朱军：我们的节目一直都很强调一种人文关怀，强调录制现场的轻松和平等。事实上虽然我事前不和嘉宾交流，但我都会充分了解他的经历，认真准备话题。我希望嘉宾来我们节目能像老朋友坐在我家的客厅里聊天一样，畅所欲言，无所顾忌。

　　记者：现在《艺术人生》安排了现场乐队，现场观众也很热情，几乎每一场访问嘉宾、观众都会哭成一片。是不是只有“哭”才显得“真诚”？有没有刻意煽情的成分？

　　朱军：很多时候观众会在电视上看到演员感动落泪，那绝对都是真哭。我不认为这是煽情。很多记者朋友跟我说过这样一个细节，在现场看《艺术人生》跟在电视里看还不一样，现场更感人。因为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排练，没有心理准备，完全在那样一种放松的状态下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就特别真实，特别感人。

　　记者：相比于其他娱乐类访谈节目来说，《艺术人生》的节奏可能是比较慢的，内容也比较厚重一些。有没有想过调快节奏？或者改变形式？

　　朱军：我认为恰恰相反。观众喜欢《艺术人生》可能恰恰是因为它的慢节奏。因为大家都在忙碌中，偶尔回头看一看自己的人生轨迹再向前走，会明白很多深层次的东西，所以至少近期内节目形式不会有大的变化。不过我们会考虑逐渐引入小人物，普通老百姓进我们节目。《艺术人生》反过来就是“人生艺术”，有时普通百姓的经历可能更有意思，更能引起我们的思索。(本报记者　杨彬彬　实习生江婷婷　)

　　脱了什么？秀而已矣！——“脱口秀”节目批判

　　有趣是有趣者的通行证——“脱口秀”节目批判(1)

　　无聊是无聊者的墓志铭——“脱口秀”节目批判(2)

　　成功的TOP10——“脱口秀”节目批判(4)

　　忌讳的黑5类——“脱口秀”节目批判(5)

　　“TalkShow英雄传”之“北美论剑”(图)

　　让娱乐崇高起来TalkShow之“大卫牙擦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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