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5日，一条极为“爆炸”的新闻———《传刘晓庆北京看守所自杀！》从香港的媒体传出。这条消息其实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只是说：“刘晓庆因逃税一千多万元被拘留在北京市看守所，昨晚却突然传出她在狱中愤然自杀的消息……”四天后，凤凰卫视网站向北京司法机关查证的结果是———“刘晓庆并没有自杀，目前仍羁押在北京市公安局所属的看守所里接受审查。”这则“爆炸”消息说：“刘晓庆被拘留在北京市看守所，初时，由于拒绝全裸接受检查而在狱中落泪，鉴于无法适应监狱的生活，有传刘晓庆除了经常歇斯底里尖叫 之外，更常常无故用头撞墙，一夜白头境况堪怜。”消息被港台电视媒体转发的当晚，本报记者将此消息告诉了三位在京的影视圈人士，他们无不显得震惊。两个多小时后，他们通过各自的渠道先后从公安系统得到了相同的反馈———刘虽说情绪不稳定，但仍在看守所里好好地活着。

　　刘晓庆的好友、四川某报记者杜先生表示，他也听到了刘自杀的消息，并打过电话问了好几个“权威人士”，他得到“最可靠”的消息是———传刘晓庆自杀“绝对是造谣”。

　　一向百打不倒的“女强人”刘晓庆会自杀吗？自杀与刘晓庆的个性和一贯作风相符合吗？这让人疑惑。

　　1999年7月22日，本报记者在四川成都与正在当地宣传电影《逃之恋》的刘晓庆有了一次公开冲突(见1999年8月2日本版)。当晚她应邀参加四川某电台直播节目时，曾在直播前对该节目的主持人说：“就他？那个《羊城晚报》的记者想搞倒我！太可笑了！”

　　而在当月13日出版的香港杂志《大周刊》，刊登了一组题为《现在是市场决定批评———刘晓庆“99羊城大战风波”底蕴》的具有倾向性和媚态的文章。文章介绍，刘晓庆对自杀有过如下阐述———“我不想自杀。至少我现在不想自杀！”在另一篇报道《刘晓庆拒绝自杀》里，刘晓庆说：“……对于《羊城晚报》那篇批评文章，我没有什么想法。现在我们是从大锅饭打烂到发展成一个商业社会，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衣食而奋斗，那么对我有一些为了寻求市场卖点的评论，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能够给他多赚点钱那也算是我送给他的一个礼物，一个红包。”

　　刘晓庆进一步阐明了“红包理论”，她说《羊城晚报》对她的批评是出于市场的需要———“我觉得那篇‘羊娱’文章，肯定是记者个人有些什么需求，就算我送给他一个红包吧，以后他有朝一日出名了，他要记住，他是因为什么出的名。”

　　有意思的是，刘晓庆还就自己与武则天的相同点，向采访记者做了一番表述：“只有一点相同，就是武则天不认命，她不逆来顺受，比如她遇到一件事情，别人就认命了，武则天就想办法改变她的环境。这一点我们比较相同，人生的态度很积极，我也是一个人生态度很积极的，这一点我们比较一致。”

　　她还扯到了20世纪30年代女明星阮玲玉。刘晓庆说自己比她要坚强许多：“阮玲玉那是封建社会，说她生活问题，说她道德败坏，她大概受不了。但反正我不会去自杀，至少我目前不会去自杀嘛，事实已经证明我没有自杀过。”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不认命”的刘晓庆，热爱生活爱情永不枯萎的晓庆，喊打喊杀要送记者“红包礼物”的晓庆，“人生态度很积极”的晓庆，会走到自杀的地步吗？(本报记者肖执缨 实习生陈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