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观众接受我，但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武打英雄。我不想将《尖峰时刻》拍成Ⅰ、Ⅱ、Ⅲ、Ⅳ、Ⅴ。《燕尾服》是部动作喜剧，我也想借这个机会来告诉我的观众，我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侧面。我不想以后当别人提起我的时候，总是摆出一副空手道的架势，喊声‘哈’。我想给大家一个惊喜，这种惊喜不是打斗上的，而是一种心情上的。”

　　《燕尾服》在美国上映后，西方媒体再次聚焦成龙，成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坦述了自 己在闯荡好莱坞前后的诸般变化。

　　-最重大的改变：成龙特技越来越少

　　成龙特技的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什么样的特技方式，一是打斗内容在影片中的比重。

　　在《燕尾服》中，成龙杂耍般的武术绝活几乎荡然无存，绝大多数是靠电脑特技完成的高难动作。对此，成龙自己也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它的确会令我有些担心。我很早就试图在影片中制作一些特殊效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总是靠我原有的成龙风格来贯穿全剧。”但是，成龙遇上了斯皮尔伯格，一切开始改变。“当他看到我的时候，我问：‘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如何制作那些令恐龙四处跳跃的特殊效果的。’他说：‘那很简单，就是按个按键、再按、再按、再按。’我说：‘哦，就是按按键。Ok。’他笑了笑接着又问我：‘那么你是如何从一个屋顶上飞到另一个建筑物上去的呢？’我说：‘那很简单，就是跳、跳、跳。’”

　　此外，提起那部令成龙走出亚洲并一举盈利了2.26亿美金的美国片《尖峰时刻》，成龙表示：“其实我始终都不很喜欢它，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它已不再是我的风格，而此后我接的越来越多的片子，也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美国味太重。在那里，有更多的对话，更多的戏剧性事件，而只有一点点打斗——这完全是好莱坞风格。如果你看了我原来的片子，你会知道那究竟是什么——砰砰砰，10分钟的打斗，全是我一个人——是典型的成龙风格。”

　　-最彻底的改变：不再是老大

　　“在香港，我就像个王，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都是我一个人在‘秀’。”但是当成龙的手臂伸出了亚洲，打算在好莱坞延续他的热度时，用西方媒体的话说：“他精明地意识到要想在英语世界里保持成功，必须依靠整体的配合，甚至配角的支持。”对此，成龙也承认：“如果没有克里斯塔克，《尖峰时刻》不会那么成功。当然，没有我，它也不会成功，而当我们合并一处，砰！”此外，成龙还提到由于预计于明年年底发行的新作《上海拳师》与他当年的《上海正午》有着完全公式化的结局，他“将继续寻找不同的合作伙伴，也许是个孩子，或是条狗、是只猴子，因为在美国市场上，我需要不同人的帮助。”

　　-最不愿意改的改变：说英语

　　“我不喜欢这种说英语的方式，刚来美国拍《尖峰时刻》时，我根本不知道克里斯塔克在说什么，当然，最后制作出的影片是令人兴奋的，人们在笑，观众喜欢它，那么就好像一切都好了。但那其实不能完全说明什么。语言的问题就一直被掩盖着。”西方媒体在对成龙刚刚杀进好莱坞时的语言表述是“1998年的《尖峰时刻》令全世界的观众认识了这位英文尚有些蹩脚的有趣的会武艺的演员。”

　　-最重要的坚持：绝不演反派

　　“我不介意演配角，但要说是反面人物……”早在1988年，成龙曾被邀请在美国影片《黑雨》中出演一个毒枭，结果他拒绝了。他说：“我当时告诉他们，我不能接。我树立我的形象已经很多年了，如果接了的话，我相信亚洲观众会‘杀’了我。”

　　对角色的选择，成龙是非常谨慎的。“作为一名演员，你一生可能会去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不是只拍一类影片。但我是一个特殊例子。因为我收到过无数来自孩子们和他们父母的信。一位年轻的妈妈在信中对我说：‘我不喜欢你抓住对方胯部的镜头’(有暴力倾向)。对演员来说，这本来是件非常滑稽的事，因为那根本不是你的事。但是，我真的这么做了。因为像《燕尾服》，本就是针对11至16岁孩子的电影，它会影响到孩子们的生活。就这样，年复一年，我的影片中再也没有折断手指、刺穿眼球的镜头。现在，我完全可以说，我的动作片是干干净净的动作片。”

　　最需要坚持的坚持：决不放弃亚洲老影迷

　　自《尖峰时刻》之后，成龙开始奔波于好莱坞与香港两地的事业。“在亚洲，人们更喜欢我以前的方式。当年《尖峰时刻》在香港收了1200万美金，而同一年我的香港片《警察故事之简单任务》收入是4500万美元。”成龙也知道现在很多老影迷都在批评他的影片不如从前了，说他的影片美国化了等等。但他也没有办法，“我现在有两种观众，一种是看了我二十多年影片的老影迷，一种是刚刚开始接纳我的西方新观众，我不可能在同一部片子中解决两个问题。但是，我会经常在拍一两部美国片后，为我的老影迷们拍一部我的成龙式电影。”

　　不久前，有位西方记者问成龙：“究竟是什么促使你还在坚持？”成龙说：“我希望人们记住我……有一天，当孩子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在说：‘……约翰·威尼……李连杰……哦，成龙！看，他做过那么多事……’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还在这儿，还在活着的原因。”文/本报记者郑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