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可能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陈逸飞多年之后再度因《理发师》受人肯定；姜文和葛优在他们光辉的业绩上再添光辉的一笔；投资方获得市场的高额回报；甚至在中国电影史上多留下一部风格显著、融会贯通的殿堂之作。然而这一切现在都渐渐成了离所有人越来越远的梦幻，一去不回头。

　　中国电影今年注定风雨交加。《英雄》赢得掌声和骂声各半，《理发师》随即接过舆 论焦点的接力棒，旋涡的中心屹立着除了张艺谋之外的又两个著名男性———陈逸飞和姜文。两人为了如何拍好一部电影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各执一词，并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发表了“告天下书”，目前的结果是危机升级，电影停拍。

　　看看两人的争论焦点：艺术还是商业。这是百年电影史上永恒的命题，而对《理发师》这一特殊案例来说，这个命题衍生为在电影中拥有话语权的应该是艺术的声音还是资本的声音？电影究竟应该为了追求艺术上的尽善尽美而不顾投入还是量入为出以资本作为制作的推动力？这个问题摆在一个上海人和一个北京人面前，就幻化出一场有关两地文化的虚拟语气。

　　首先申明一点，这里绝对无意将两地文化作高低比较，只是想通过这个例子给大家一些启示：如何在反差很大的两件事中求同存异。

　　上海人就像是一杯速溶咖啡，虽然极力想告诉世人自己是懂得情调的、浪漫的，但最突出的特点依然还是实用便利。曾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一个上海男人打电话给远方的恋人，虽然一路都是甜言蜜语，但当恋人提出要他坐飞机赶去看望，上海男人立即以成本太高为由予以拒绝。

　　陈逸飞就是这个上海男人。毫无疑问，他是个成功的画家，甚至艺术家。然而这些名号在遇上资本时，都变得软弱无力。无论是他对创作的商业化推广，还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服装品牌，无不显示出他高人一等的商人眼光。

　　相对而言，陈逸飞的艺术家身份则显暧昧不明，并自始至终受到他人的质疑。很赞成我们晚报一位同事的观点：《理发师》事件令陈逸飞遭遇成名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特别是在拍摄电影当导演时，多年前的《人约黄昏》令人想到的与其说是一部电影，不如说是一幅流动的极具色彩张力的油画，这种说法基本也成为了共识。而说到拍电影，更加会来事儿、编故事的姜文显然更加合适。

　　所以，当陈逸飞遇到了姜文，遇到了财务不清，遇到了损失，他和上海一起撤退。

　　而姜文是极有创作冲动的一个人，同时他希望时刻拥有话语权，决策权。他的身份同样不明朗。

　　早在《寻枪》的时候，就有人指出导演陆川在拍摄过程中处处受到姜文的“指点”，令影片充满了姜式的戏剧化风格。而所有的导演都不约而同地赞成一点：姜文是中国最难搞的演员。

　　姜文就像是一杯烈酒，好喝过瘾，但浓浓酒味足以让所有不喜欢喝这种酒的人愤而离席。他代表的是和上海完全不同的一种浪漫。还是那个男人，这次他是北京人。这个北京男人可以与恋人相拥于零下10度的北京街头，虽然两人都冻得不行，却浪漫到了骨子里。

　　你说姜文是演员？他可以执导出《阳光灿烂的日子》。你说他是导演？他却以演员的身份真真切切站在你面前。他有才气，是个艺术工作者，但也有艺术工作者惯有的毛病，自恋、懒惰、高傲、跋扈，用句北京话：那就是牛！因为这点，他并不符合电影工业化的运作要求。因为这点，他注定要和讲究效率和结果的陈逸飞撞个人仰马翻。但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姜文作出的《理发师》是因为学术纠纷而导致破产的说法依然值得人相信。

　　当两个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完全不同的人碰在一起的时候，解决纠纷的惟一方式就是沟通。也许当初两人应允合作就没有考虑清楚性格会对电影创作起到多大的阻碍作用。而进入摄制组后，求同存异的法宝也被所谓的彰显个性抛得一干二净。依愚见，听什么说话都不如听电影本身说话。如果仅逞一时口舌之快，而忽略放弃电影的创作，无论有多大的理由，都是不值得提倡的。毕竟问题不在解决中消亡，就会在争吵中夸大。韩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