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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影《英雄》票房的全线告捷，张艺谋和他的创作班子说话的底气更为充足了。张艺谋一直把评判这部电影好坏的发言权交给了票房，现在的票房终于给足了面子。

　　然而让人顿生凉意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评论无论是褒是贬，总觉得跟真正的电影文本评论害“相思病”。什么“过度炒作”、“没有思想”、“看了感觉很棒”、“票房说明一切”等等，言不及义或者说言实倒错的评论霸占着论坛的“话筒”。

　　如果不是夸大其辞无中生有，所谓的“炒作”并不是问题；“没有思想”也不是《英雄》的问题，恰恰相反，《英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的“思想”上。

　　张艺谋能成为中国第一大导显然不仅仅是凭着他的摄影技术，而是他潜藏在影片中的思想。《红高粱》中人性冲动，《大红灯笼高高挂》和《菊豆》里关于人性和伦理龃龉的探讨，《幸福时光》对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关怀，甚至偏于娱乐的《有话好好说》，也表露了现代人际沟通的困窘……张艺谋经常顶着主流观念，将他的摄影机对着无论是自然还是人性中那些“背光”的部分，发掘出令人震撼同时也令一些人不快的社会和人性的内涵。

　　张艺谋确实遭遇了许多不公的“非常批评”。不知是接受商业利益的招安还是其他什么力量的招安，张艺谋现在已经慢慢变成“张益谋”了。《幸福时光》是张艺谋留给观众的“美好时光”，尽管此片也遭遇一些人的批评，但片中的几个小人物在挂有“幸福时光”牌子的废弃汽车里过着窘迫日子，董洁演的盲女生活在“幸福时光”下却又完全无法见识，这种反讽让人感动至深叹息至长。

　　自从拍摄申奥片后，张艺谋开始了悄悄的改变。这一变化在他的《英雄》中显示得很充分。一些观众看后大赞《英雄》“顾全大局”，以前骂张艺谋老是向西方展示中国“阴暗面”的观众这次对他有了崭新的认识，感到张变得很“阳光”。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育：尽管秦始皇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暴君，尽管他滥杀无辜、焚书坑儒，但他完成了统一大业，从这一角度看仍然是“英雄”。这种人性服从“天下”、“小我”服从“大我”的思想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英雄》很好地承袭了这一思想：里面的几个刺客都不计前仇，非常“顾全大局”地以自己的生命保卫了秦王。不知道张艺谋是为了更顺畅地领到一张通往奥斯卡的许可证还是像有评论所说那样一贯就很“投机”，他现在已完成从“黑暗”中走出、一脚踏入金光大道的转变。

　　于是我们指望《英雄》中出现高喊“自由”慷慨就义的华莱士(《勇敢的心》)和为了“奴隶”的尊严而在角斗场浴血拼杀的马克穆斯(《角斗士》)就成了奢望。在《拯救大兵瑞恩》里，美军为救一个人而派八个人去冒险；在《英雄》中，为保一个皇帝却牺牲了四个人。这就是生命价值观和君民价值观的不同，这就是张艺谋的崇高———一种血染的崇高，被帝王认为知己、镀着皇室贵族气的崇高！

　　张艺谋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讨好了一部分人肯定会“讨坏”另外一部分人，因而他讳言或者说羞言思想，只谈用一批明星和三千万美元垒起的票房、特技和摄影。可是文艺评论早有“意图谬误”一说，也就是说，作品问世后就是一个独立的“意群”，作者的意图解说与作品的实际解读不是一回事，就像父母生下儿女后不能代儿女思想和说话一样。《英雄》的创作班子无论怎样往“娱乐”上倾倒，但《英雄》的生命观价值观历史观都已赫然在目，观众观看时也一定会“顾全大局”地受到“英雄”观的指引。《英雄》现在最引以自豪的是票房。在成功炒作所吊起的猎奇心理驱动下，骂声只会成为猎奇心的“副引擎”。有这样的导演、演员、投资和炒作，张艺谋无论拍一个垃圾片还是艺术片都同样会有好票房。

　　但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在本世纪初，美国导演格里菲斯执导了一个“豪华巨片”《一个国家的诞生》。此片的投资相当于当时一般影片的5倍以上，曾被当作“好莱坞统治世界的开始”。但该片描写所谓白人在南部遭到黑人迫害残杀而不得不组织三K党进行自卫和报复的“历史”，把三K党美化成“诚实的美国人组成的一支英雄军队”。这个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曾引起广泛的抗议和谴责。由于其艺术成就和观众的逆反心理，它的票房高得惊人，获得2000万美元的纯利润，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

　　可想而知，像这样的电影，票房越高毒害越深。

　　据说《英雄》正在“公”奥斯卡的关。不过以“美帝”的价值观，《英雄》如果能获得奥斯卡奖，一定是评委误把秦始皇当成布什，把刺客看成拉登了……

　　美国影评家斯坦利.卡维尔在形容人们不愿接受某些东西而又无法摆脱的状态时说：“心灵为了挣脱束缚而把自己撕裂。”———我宁愿张艺谋这次仅仅是“为了挣脱束缚而把自己撕裂”，而不是把心灵既献给商业也献给“皇帝”。(何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