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是条狗》是一部再次将观者注意力带向“底层”的电影。片中所有矛盾都来自于葛优扮演的老二拿不出5000元——拮据的经济景况，这应该可以被视作所谓底层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主人公的底层特性是影片故事的“缘起”(虽然影片始于无证的卡拉被警察拉走，但我们此时必须将养狗办证的法规视为无可动摇的前提)。随后，路学长将镜头伸向更为宽广的底层社会，杨丽带着老二一起托朋友找狗成为影片的核心段落。两人的低声下气，在层层人际关系里也无力回天，在喧闹拥挤的城市里，每个人都是被支来支去的小人物。这或

许才是《卡拉是条狗》在人性意义之上的现实意义。这种直面现实描绘的勇气和力量于当下的中国电影来说，比泛人性化的表达显得更为珍贵。

　　早在1930年代的国片中就有许多底层故事，从极具通俗剧色彩的底层默片《渔光曲》到大家耳熟能详的《马路天使》，我们早习惯将底层命运的多厄归罪于战乱和万恶的旧社会。几十年后，贾樟柯凭一个小偷的故事蜚声国内外，早已腻味了浮在云端的国产电影的观众突然回到久违的地面。《小武》对现实的注目让大家重新对电影人投来尊重的眼光，“现实主义”也开始成为话题所在。小武不会像他当年的兄弟那样迅速学会模仿主流社会生活，这或许展示了底层的另一种特性：无法在迅速变动的社会结构中谋求一席之地。再看《卡拉是条狗》，老二对狗的寻找不过是一个收入不高的普通工人对做人的乐趣与尊严的寻找，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寻找，无非因为老二是在社会中失意的那一个。

　　《小武》之前，宁瀛的《找乐》和《民警故事》也很“底层”，但讲述的却是生命的失落和个体在国家机器中的异化。至于黄建新，则在《脸对脸，背靠背》和《站直了，别趴下》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野心，他的目光横跨包括底层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毫无疑问，这位当代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巨匠对底层的描绘是坦诚的，而非偷换概念的。

　　但底层慢慢成为一个扯淡的名词。在张艺谋那儿，《一个也不能少》里的农村底层需要依靠城里的奇遇来完成一个跟希望工程挂钩的故事(去年杨亚洲的《美丽的大脚》同样重复了这种“挂钩”)，《幸福时光》则在童话般的叙事中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力量，公映版还让一封感人的信给观众提供一个虚假的安慰。孙周的《漂亮妈妈》表面上讲的是个“下岗女工”的故事，但是片中巩俐面对的所有困境却并不是因为她“下岗”，而是因为她有一个残疾的儿子，社会的困境被悄悄换成个体的困境，“升华”为永恒的母爱主题。即便在近年来最有力量的现实主义作品《没事偷着乐》——床中有树这样超现实的场景有着国产电影中难得的苦涩幽默——的结尾，冯巩的台词和《幸福时光》的结尾也是多么的神似，异曲同工的还有李少红描写下岗工人、修改多次最后得了华表奖的《红西服》和在生活迷惘中摇摆不定的《我最中意的雪天》。

　　底层是一个被回避的概念，它总是被巧妙地偷换着。贱民要活得像个顺民，这似乎是理性的贱民必须做出的选择。同时，这也是社会结构剧变中的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问题的背后却是电影人无法探询的深处。《卡拉是条狗》里，5000块钱的门坎无从质疑——穷人怎么才能养狗？文本报特约撰稿何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