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影评人看《卡拉是条狗》

　　在《卡拉是条狗》上映之后，很多人又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平民电影，电影视角中的

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似乎总是能够感动观众，甚至成为整个业界的话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电影选题的问题，如今却被严重化了，这只能说我们本身的思想里可能还有陈旧的观念存在。《卡》片真正触及到的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小人物的生活片段，并无深入。而关注小人物的平民电影国内也早已有人尝试，在这一点上《卡》片并不彻底。—编者

　　-影评

　　卡拉是条狗，老二是个人

　　清楚地记得看《卡拉是条狗》的日子是情人节。走出电影院的时候，以看到对面的马路上有很多路边花店正以8元一支卖着各色的玫瑰花。行正在买花的人和怀里抱着玫瑰花在街上走的人真的很多，遗憾的是我却没有看到像“老二”一样的人。像“老二”这样的人，似乎连情人节浪漫一下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在“老二”有了“卡拉”，虽然它不过是一条狗，但它却能给“老二”带来快乐和安慰，化解了“老二”每个工作日后的疲劳。

　　这不过是一部电影，但感觉好久没有看过像路学长导演、葛优主演的《卡拉是条狗》这样能让人有所感的电影了。我所说的“感”，不仅是感动，更多的是感悟。像这样一个平常得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故事，能让人感动得痛苦流涕的可能性不大，但能够让人思考的东西却很多。葛优饰演的“老二”，可能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亲人、朋友和邻居，他们日复一日在工厂里干着单调的工作，每月按时拿回家几百块钱工资。在步入不惑之年之后，他们的迷惑反而多了。妻子下岗了，自己要独力支撑整个家庭；儿子要升学了，他不仅不服管教还看不起自己这个穷工人。“老二”的迷惑很多，但他所做的仍旧是每天白班夜班轮流倒。他唯一的解脱是来自他养的那条名叫“卡拉”的狗。我们不能残忍地把这种生活称之为“可悲”，在大多数人仍旧和“老二”一样过着平凡日子的社会里，这种称呼太缺乏温情了。

　　“老二”其实也在尝试着改变自己的生活，尝试找到自己中年以后的理想归宿，也在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可惜，他只选择了忍受和转移，并没有想过要改变。忍受生活给予他的重压，将自己的压力和郁闷通过与“卡拉”的交流转移出去。但他太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更缺乏改变的勇气。他和自己的妻子、儿子都无法沟通，面对妻子丢狗的事实，他只能面对厕所的墙壁骂几声“你是猪呀，你不会跑？”电影提供给我们的故事是短暂的，虽然他已经尽可能浓缩了“老二”的个性和“老二”一生的命运，但它却不可能为“老二”找到一个真正的解脱。在面对“老二”一样的平民百姓所面临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双重困境时，路学长选择了回避。让“老二”找到狗，看似一个光明的尾巴，似乎为“老二”再次找到了精神归宿，但就像“老二”当年沉迷于打麻将是一种堕落一样，沉迷于养狗其实不过是换了堕落的方式而已。

　　在是否让“老二”就此堕落、苟活一生还是改变生活命运的问题上，路学长选择前者的做法我们是可以理解，这种自认无力的举动其实就是很大的同情。仅仅停留在同情或者呼唤的表面，也已经让我们从中获得了感动与感悟，能够以这种姿态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我们从作品中已经可以想见创作者的良知。在风花雪月的银幕空间里，这种同情已经显得非常难得。但在启发性上，影片似乎还可以做得更多，至少这个空间是有的。当然创作者其实是摆正了自己旁观者的位置，但“老二”的希望到底在哪里观众很想知道，毕竟“老二”是个人！　-泊明　　　　　　　　　

　　-纵深评论

　　底层：幌子还是旗子

　　随着《卡拉是条狗》的上映，“卡拉”和“OK”两个词开始频繁出现于各大媒体。在各个试图抢眼的标题中，“穷人的卡拉不OK”是我印象颇深的标题之一。要知道，看着报章上宣传的热闹，很多时候，你搞不好会误会《卡拉是条狗》是个偶像剧呢。这就好像《盲井》引起的关注一样，《盲井》不是关注的本身，“柏林”才是光环所在。扯远了，我对《卡》片感兴趣的是这样一部描写小人物的电影，是如何和其他类似的电影区别开来的。

　　比泛人性更珍贵

　　毫无疑问，在为数不多的国产电影观众那里，《卡拉是条狗》再次将观者的注意力指向“底层”这个关键词。片中所有矛盾的源头都来自于葛优扮演的老二拿不出5000块钱————拮据的经济景况，这应该可以被视作所谓底层的特性之一；也就是说，主人公的底层特性是影片故事的“缘起”(虽然影片真正的开端始于无证的卡拉被派出所的警察拉走，但是我们在此必须将国家有关养狗必须办证的法规视作不可动摇的前提)。而在随后的时间里，路学长将镜头伸向更为宽广的底层社会，杨丽带着老二一起托朋友找狗成为影片的核心段落。两人低声下气地在杨丽所谓的熟人之间撞来撞去，你托我我托他的层层人际关系里透出的却是一片冰凉。在这个喧闹拥挤的城市里，每个人似乎都成为被支来使去的小人物。这，或许才是《卡拉是条狗》在人性意义之上的现实意义。这种直面现实安静描绘的勇气和力量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电影来说，比泛人性化的表达显得更为珍贵。

　　重视现实主义

　　我们早已从上世纪30年代的国产片中看过许多底层的故事，从《渔光曲》(1934)这样极具通俗剧色彩的底层默片到大家耳熟能详的《马路天使》(1937)，我们也早就习惯将底层命运的多舛归结到战乱和万恶的旧社会。数十年之后，贾樟柯凭一个小偷的故事蜚声国内外，被许多轻飘飘浮在云端的国产电影腻味坏了的观众仿佛突然回到久违的地面。《小武》(1997)对现实的注目让大家重新对电影人投来尊重的眼光，“现实主义”也开始成为话题所在。

　　对于“小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以及他所从事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影片并没有落入猎奇或故作悲悯的俗套。正是在贾樟柯平视的目光中，小武这种人的社会特性充分地显示出来：他不会像他当年的兄弟那样迅速学会模仿主流社会生活，这或许展示了底层的另一种特性：无法在迅速变动的社会结构中谋求一席之地。看回《卡拉是条狗》，老二对狗的寻找，其实不过是一个收入不高的普通工人对做人的乐趣与尊严的寻找，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寻找，无非因为老二也是在社会中失意的那一个。

　　《小武》前后

　　而在《小武》之前，宁瀛的两部现实主义作品早已令她蜚声国际。《找乐》(1992)描写了一群退休票友的喜怒哀乐，《民警故事》(1995)描写了一个小小派出所里的日常工作，两部电影扑面而来的质朴气息相当有“底层”感，但内里讲述的却是生命的失落和个体在社会中的异化。至于另一位当代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巨匠黄建新，则在《脸对脸，背靠背》(1992)和《站直了，别趴下》(1994)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野心，面对被经济大潮猛烈冲击的中国社会，他的目光横跨过包括底层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为我们留下难得的电影文本。显然，此时对于涉及到“底层”的电影，我们的电影人是诚实坦白而非偷换概念的。

　　而在之后的国产电影中，底层慢慢变成一个幌子，慢慢成为一个扯淡的名词。在张艺谋那儿，《一个都不能少》(1998)里的农村底层需要依靠城里的奇遇来完成一个跟希望工程挂钩的故事(去年杨亚洲的《美丽的大脚》同样重复了这种“挂钩”)，《幸福时光》(2001)则在童话般的叙事中丧失了本应具有的力量，公映版还让一封感人的信给观众提供一个虚假的安慰。孙周的《漂亮妈妈》(1999)表面上讲的是个“下岗女工”的故事，但是片中巩俐面对的所有困境却并不是因为她“下岗”而是因为她有一个残疾的儿子，社会的困境被悄悄换成个体的困境，“升华”为永恒的母爱主题。即便在近年来最有力量的现实主义作品《没事偷着乐》(1998)————床中有树这样超现实的场景有着国产电影中难得的苦涩幽默的结尾，冯巩的台词和《幸福时光》的结尾也是多么的神似，一样异曲同工的还有李少红描写下岗工人、修改多次、最后得了华表奖的《红西服》(1997)，或者还可以加上在现实的一地“鸡毛”和生活的迷惘中摇摆不定的《我最中意的雪天》(2002)。

　　被回避的概念

　　是的，底层是一个被回避的概念，在当下的中国电影中，它总是被这样那样地巧妙偷换着。贱民要活得像个顺民，这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这似乎也是理性的贱民必须做出的选择。但同时，这也是一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动的国家里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问题的背后是我们的电影人无法探询的深处。在杜海滨《卡拉是条狗》里，5000块钱的门槛无从质疑———那么穷人怎么才能养狗呢？

　　也许《卡》片没有杜海滨的《铁路沿线》那种残酷的力量，但是作为一部“底层”电影来说，它竟有些“漏网之鱼”的意味。对我们来说，有一部挂羊头不卖狗肉的电影，此刻，竟显得如此珍贵。何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