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戊戌变法的叙述中，多以康有为、梁启超两位当事人的叙述为正版，多少有些歪曲和夸大的地方。

　　戊戌年春夏之间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渐趋激化，派系之争与政见异同交织在一起，使政局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表象。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军机大臣翁同騄被开缺，成为这场政治角逐的第一个牺牲品。虽然翁同騄的罢官与变法不无关系(也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恭亲王奕言斤临

终时留下遗言，将翁罢官)，但主要原因并不在此。慈禧将常常在帝后之间左右摇摆的翁同騄赶走，选择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刚毅主管军机处，主要是为了加强对皇帝的监督和控制，这一安排可谓用意至深，但成效并不如意。

　　1898年6月11日“定国是诏”颁布后，军机大臣们对改革措施敷衍推诿，消极抵制，皇帝极为不满。与此同时，康有为等新党人物多次建议光绪帝“广集英贤”，在宫中开制度局，任用通达时务之英才为顾问官，辅助新政，这一想法比较符合皇帝的心愿，却遭到大臣们的坚决反对。慈禧任命大学士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控制着京畿局势，又规定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必须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以此来防止皇帝起用新党人物担任重要职位。

　　9月4日光绪帝借礼部主事王照呈递条陈受阻一事，下令将不遵谕旨故意阻格司员上书的礼部尚书许应马癸、怀塔布及其他满汉侍郎4人同时革职；同时又称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特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这一奖惩鲜明的举动引起了巨大震动，未经慈禧同意突然将礼部6位堂官全部罢官，这在慈禧看来实属轻率，完全出乎意料。次日，光绪帝又破例任命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4人为军机章京。按照清朝定制，军机章京必须从京内各部院司员中选择人品端方、才敏笔捷者进行考试后记名引见，然后依次递补使用。像杨锐等人这样由候补司员破例超擢为军机章京者，有清一代实属罕见，特别是林旭，年仅24岁即有此殊遇，时人颇有妒意。军机四卿参与新政的事实使慈禧精心编织的防护网出现了缺口，同时也引起军机大臣们的不满。大约同时，康有为又两次派人联络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并授意内阁侍读学士徐致靖于9月11日上折，称赞袁世凯有独当一面之才，建议皇帝特予召对，并予破格之擢。光绪帝见折即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9月15日袁世凯到京，次日受到光绪帝召见，上谕称赞袁“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衔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第二天召见时又嘱其“与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帝惟新党之策是听，特擢袁世凯，隐削荣禄之兵权，引起了慈禧的极大震惊。在举荐袁世凯的同时，9月13、14日康有为又授意宋伯鲁、徐致靖、王照三人上折极力呼吁仿照康熙、乾隆、咸丰三朝事例，开懋勤殿，选用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黄遵宪等通达时务者入值，以备顾问。一些官员闻讯后也纷纷上折建言，希望任用正在北京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官，令其参与新政。

　　在短短的十几天里，年轻的皇帝未经慈禧允诺，雷厉风行地大胆拔擢王照、“军机四卿”及袁世凯等人，怒罢礼部六堂官，冷落军机大臣，并将矛头直指慈禧的心腹重臣荣禄，使得朝中诸臣惶恐不安。内务府大臣立山、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及御史杨崇伊等人秘密前往天津与荣禄商议对策。在他们看来光绪帝听信“康党”之言所采取的激烈举动，已大大违背了“祖宗之法”，危及到了权贵们的切身利益。经过密谋，决定由杨崇伊出面奏请慈禧“训政”，中止光绪帝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以扭转局面。9月14日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开懋勤殿，不料遭到太后的严厉申斥，已有危机感的皇帝即于17日明发谕旨速令康有为离京往上海督办官报。次日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匡力将吁请太后“即日训政”的密折递至慈禧手中。折中称康有为、康广仁兄弟“进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并传言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请太后密切注意。在得知20日光绪帝将在西苑勤政殿接见伊藤的消息后，慈禧于是19日晚匆忙离开颐和园回宫。次日一早，慈禧立即令将9月5日以后军机四卿所签拟的奏折统统检出，由她重新过目，杨锐、谭嗣同等4人遭到摒弃。光绪帝在监视中谨慎地接见了日本明治维新的主持者伊藤博文。21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诏书，以“朕躬不豫”为由，宣布“训政”，接管了处理政务的权力。同时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密令搜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虽然因捕拿康氏兄弟使得京城气氛一度紧张，但形势基本上较为平和，对于皇帝特擢的军机四卿亦只是不再入值而已，其他与康关系密切的新党人物也未受到波及，至少慈禧等人并不急于这样做。事态在23日突然发生了逆转，京城的气氛再度紧张，这种变化则是袁世凯告密直接引起的。

　　关于戊戌政变的爆发，传统说法多归结于袁世凯的告密行为。近些年的研究表明，如果把慈禧“训政”作为政变发生的标志，这种说法显然是不适当的。袁世凯将谭嗣同9月19日夜访法华寺劝其“兵围颐和园”之事泄露出去，应在9月21日之后，其结果是导致慈禧大开杀戒，引起六君子被杀以及张荫桓、徐致靖等官员被捕下狱，使本来可能和平收场的政变染上了血腥的色彩。由于袁的告密，光绪帝于9月15日曾给杨锐下达秘诏之事暴露出来，因康有为派谭嗣同借此秘诏劝袁世凯“围园”，使得光绪帝陷入“谋逆”一案，无法辩驳，从而招致慈禧的痛恨，后来被囚禁瀛台，军机四卿也因此而惨遭杀戮。从某种意义上说，因袁世凯的告密才最终使“训政”变成了政变。马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