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那些片子，像讲述外太空、海洋等离我们生活很远的东西这类的，听着用词严谨的解说，看着眼前各种新奇画面，那一刻，真的感觉到一种距离美，还有心灵探险带来的刺激！”

　　一贯少言的途山聊起纪录片，整个人突然就变得特别活泛，话一下多了。“印象深刻的是《Discovery》中有关‘木星探索系列’的片子，看后就有一个强烈念头：想去外太空！

”途山说，“科教片看多了，人就变得特容易‘蠢蠢欲动’。想去探险，这念头目前对我有点不现实，但我希望，我儿子将来能去！”

　　像途山这样的人，在我们身边似乎悄悄多了起来。他们和很多人一样是些电视机前的“沙发土豆”，但他们手中的遥控器，总是毫不留情地闪过那些肥皂剧、偶像剧、电视晚会，最终被定格下来的，是一些只有画面的画外音，却很少出现主持人的片子，比如纪录片。

　　姑且称他们为“纪录片族群”吧。自称“视觉艺术爱好者”的途山正是其中的一员。他家收藏的DVD，很大一部分都是太空、汽车、机器人时代、人体、生物学等的科教片。

　　文科研究生胡亚平同样是纪录片一族。“我喜欢尽可能多地知道这个世界上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纪录片是最好的方式———足不出户纵观天下。”胡亚平偏好的纪录片题材，是动物类、揭秘类或者是讲述两河文明的，理由是，“和个人爱好贴得紧”。

　　计算机网络专业大四学生小巩称，他所在的班级，一半以上的学生都爱看纪录片，特别是科教类的。他说：“科教类纪录片是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我们瞭望外面的世界，才不致落后时代。”

　　一些收视调查，同样从另一个侧面印证着：“纪录片族群”正在茁壮成长。

　　中央电视台2002年第4季度观众综合指标调查报告中，“观众流入率”这一指标的第一名，被央视科教频道每晚8时30分的纪录片专栏《探索·发现》夺得。相反的，该栏目的“观众流失率”，连续几个季度均排在倒数一、二名———反映出观众对该栏目极高的忠诚度。而在由知名度、观众规模、期待度、人气指数、忠诚度、家庭人气指数等指标综合而成的“栏目满意度”总排名中，开播不到两年的《探索·发现》，几次的季度调查均高居前十名———央视大大小小的栏目有400多个，能被列入调查的83个栏目，都是目前央视十几个频道各自“最有代表性的”。

　　数年前，《Discovery》、《National Geographic》等国外商业纪录片潮水般涌进中国时，很多人惊诧地发现：纪录片原来可以拍得这么好看这么好懂！纪录片，开始被视为电视剧、新闻、体育、娱乐之外的“最后一份电视商业大餐”，一些人开始铆着劲儿挖掘这“中国电视业的最后一桶金”。踩着老牌的《人与自然》的脚印，《探索·发现》、《传奇》等纪录片栏目，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黄金时段。

　　国内某知名纪录片栏目的主编盛振华认为，关注纪录影像的人，都是受好奇心驱使，这一点不分民族、种族和国界，尤其是热爱探险发现类片子的人，好奇心理可能更强烈些。从事文字工作的途山正是出于“好奇心”而迷恋上科教纪录片的。

　　胡亚平对《Discovery》里的很多片子记忆犹新。比如，他一连看了好几遍的《猫咪的秘密》，内容上其实并没揭示出多少猫不为人知的秘密，但片子捕捉到了猫很多可爱瞬间，这些猫的神态、情状多是人们日常很少留意的。又比如《生命的奥妙》，采用体内摄影机记录下了生命的整个受孕发育过程，“生命在这里被展现得十分的神奇和有趣！”

　　盛振华所在的节目组曾对收视人群作过定向分析，发现喜欢看纪录片的人主要是“三高阶层”：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这大概同他们自身阅历有关。‘三高’大多学识丰富一点，有更广阔的空间视野和人文视野，比起一般人，他们可能就会对周边生态命运、历史、地理探索等这些稍微深层化的话题感兴趣。”

　　但也不尽然。在向往外太空的途山眼里，一些表现身边日常事物的纪录片，同样让人大开眼界。“比如讲述供电供水系统、电脑、电话、汽车、地铁等的片子，说的都是些日常生活里的事物，但它就能带着观众一点点探究到：原来这些容易被我们熟视无睹的东西的后面，也有大学问。”

　　而某纪录片栏目的制片人王新建则称，他们的节目分自然地理发现、动植物、历史事件、中国传统文化四类。但从收视情况看，人们对历史与传统题材的关注点似乎更高。“很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谜。看历史纪录片，解谜的‘游戏感’加上本土题材的亲和力，收视率容易往上走。”

　　王新建承认，观众日渐提升的鉴赏力，不断给纪录片的制作者“增压”。“他们已不满足于你告诉他一种存在，而是看你有没有新发现、新见解。像制作一部历史纪录片，不能满足于勾勒事件的大轮廓，还需要挖掘‘轮廓’鲜为人知的细节。否则，观众就不买账。”

　　其实，挑剔的“纪录片族群”在意的并非纪录片的“国籍”。胡亚平认为，国外的纪录片不一定都比国内强。不过，得承认，像《Discovery》一类的片子受欢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知识含量到位。胡亚平说，这类片子的拍摄多以专家做研究为基础，经多年细致记录，对材料汇总后经过剪辑成为纪录片。“珍妮拍摄黑猩猩就花了20年。美国《国家地理》的几名摄影记者在云南一拍就是几年，而最终编辑成的片子只有70分钟。片子有怎样丰富的知识含量可以想像！”

　　对此，身为纪录片“生产方”一员的王新建也赞同：“纪录片吸引人的根本，在于它的真实和知识含量。”而反观国内同类题材的纪录片，囿于资金、技术、制作人员的成熟度等原因，大制作大投入的纪录片，确实还不多见。“纪录片族群”虽然有所谓的“三高”特征，但在年龄结构上，却逐步走低。因此，一些纪录片制作者意识到，追求最大化的“真实和知识”之外，纪录片也要娱乐化。盛振华就认为，在一个知识娱乐化的时代里，纪录片与故事片的界限正在模糊。现代意义上的纪录片，有非虚构、非剧情的原生态纪录片，也有剧情纪录片。虽然，值当纪录的题材本身就贴着“特殊”的标签，决定了纪录片的“小众”特征，但眼下有一些制作者还是寄望于，运用一些软性叙事手段，比如注重细节、注重情节戏剧化、用讲故事口吻对谜点逐一“剥皮”，又或者用搬演手法完成历史重现、运用动画特技等等，使得纪录片更对日趋年轻化时尚化的“纪录片族群”多变的胃口。

　　对于“纪录片族群”来说，纪录片带给他们什么？胡亚平觉得，喜欢纪录片，实际上是一个人内心对知识的更深层次的渴求。较之书本，纪录片采用多媒体视角所展现的“知识”，更形象也更丰富。途山则认为，纪录片为人们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生活“内幕”，让人们生活得更真实。在“纪录片族群”眼里，纪录片描画着的，是整个的世界———依赖着拍摄者、制作者和收视人共有的同情心、好奇心。但反过来，这些人又彼此依靠纪录片，各自寻找自己的心灵归宿。本报记者陈娉舒、实习生夏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