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走向共和》正在热播，和以往一样，一部历史剧必然会在观众和历史学家中引起热烈的争论。电视剧表现的是历史真实吗？它会误导人们理解历史吗？它有阐释历史的义务吗？

　　青年历史学者、《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的作者姜鸣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叫《被调整的目光》。套他的这个书名，来看今天关于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争

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什么是历史？是写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在小说和影视剧中演绎的，还是在老百姓中流传的、“公认”的才算历史？历史是发生在过去时间里的事实，但在今天，不同的人看同样一段历史，目光却会发生不同的调整，因为在不同人的脑海里，已经对历史有了不同的“调整”。

　　“翻案”李鸿章

　　史学界20年前即有定论

　　“没有想到中国的近代史曾经如此地丰富和波澜壮阔，”40岁的陈先生是北京某IT公司的主管，自从“五一”偶然看到了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很少看电视的他便每天坚守在电视机前，一集不落，看的时候连话都不跟老婆说。陈先生自认“以前对历史也不太懂”，但是对历史剧《走向共和》却有很高的粘着度，在他看来“这部剧可信，人物不那么干瘪，丰富，多样化，像是那么回事。”他觉得用这种方式写历史，写一个变革的年代，给人很多思考。

　　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由中央电视台投资4000多万、从筹备到拍摄历时4年，4月12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该剧取材于中国1894年至1924年这段历史，这是一段“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历史，也是中国近代史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最全面、最深刻、最剧烈的转型时期。围绕着“找出路”、“建立共和制度”这一主线，剧组的创作人员试图通过那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来“还原历史”。

　　节目播出后，收视率虽然并不如《雍正王朝》高，但却基本稳定。而在这个收视群体中引发的激烈争论，也是主创方没有想到的。

　　盛和煜是这部电视剧的两个编剧之一，他编写了该剧的前23集剧本，完成了对李鸿章、慈禧两个人物的形象定位和塑造。后因剧组无法忍受他对剧本太“精雕细琢”使进度过慢，便又请了对晚清有较深研究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掌写该剧的后26集。

　　在《走向共和》播出后，盛和煜每天都会接到不同媒体打给他的问询电话，观众中关于剧中人物该如何定位的议论更是不绝于耳，“大家争论最多的还是李鸿章和慈禧，说什么的都有，从骂的到非常赞赏的都有。”盛先生说自己像个祥林嫂似的一遍一遍地重复他是如何塑造这两个人物的。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一反往昔历史教科书中描述的昏庸无能、卖国求荣的汉奸嘴脸，成了高瞻远瞩、一心为公、忍辱负重的“大清国裱糊匠”。电视剧中的慈禧，也与往昔阴狠毒辣的恶婆形象大不一样，她是个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个女人，有时还是个慈祥的老太太。正是这样的描写，惹恼了许多观众。

　　有网友这样写道：“李鸿章作为清朝末期的国家第一重臣，在中国外交路线和军事路线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投降主义的政策方针，最后造成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连受挫败，从此，中国因为李鸿章的一系列错误而国力大衰，使得中国外受西方列强欺凌和内激各地民变……李鸿章的功过是非评价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复杂问题，因为，一个国家的国力强衰，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是否完整，就是衡量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的两个根本标准。这就是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罪人之一！”

　　然而对李鸿章的功过评价，在史学界却已经不是什么争论焦点了。正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数位历史学家所一致指出的，在20年前，中国的史学家们对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和李鸿章是不是“卖国贼”，早就有了比较一致的定论。也就是说，所谓“给李鸿章翻案”决不是编剧盛和煜在该剧中新创造出来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近代政治史(晚清史)研究室主任姜涛介绍说：1978年，他第一次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到称赞李鸿章的观点，当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先是对左宗棠的评价开始高起来，史学界开始给一些清朝的封疆大吏“翻案”，首先是左宗棠，然后曾国藩和李鸿章，开始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中国社科院的历史学家雷颐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叹：从学术研究来说，实际上学术界从1979年底、1980年初就已经对洋务运动和李鸿章提出新的看法，20年后，这已经是平常的观点。但是很奇怪，这种观点一直没有扩展到学术界之外。学术界老生常谈的观点，在播出后居然还引起不小的议论，犹如1979年的学术界。学术界的成果需要20年才能转化，也实在太艰难了！

　　千万不要把电视剧当历史

　　尽管历史学家们对《走向共和》中李鸿章、慈禧等的刻画大致是认同的，但是他们却坚持认为：切不可把这样的电视剧当成历史。

　　姜涛认为：中国老百姓往往会把历史剧当历史看。这样的想法不无道理，“《走向共和》在宣传上说的就是‘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片子中的片头和片尾，都出现一些黑白的貌似历史的镜头，这会让人相信这就是历史”。他说他很想告诉观众，“千万不要把它当历史，文学作品永远是文学作品”，“如果你以为它是历史，那就是它的成功。”

　　作为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姜涛参加过电视剧《太平天国》的审片。“当时我们也只能大致地把握一下有没有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对于史实的东西我们也根本没法说些什么。那整个是编出来的嘛！开始我们看这样的历史剧，还会义愤填膺，后来我觉得基本就是两个方面对就行了，也就是说，宏观上，大的历史背景都吻合，微观上，具体的行为处事，生活场景也不能失真，至于‘中观’的，那就随便编好了。”

　　但是姜鸣却没有姜涛这样宽容。也许，正是因为姜鸣的身份，他白天是证券公司的老总，晚上是一个研究晚清史的学者，所以他比职业的历史学者更不能忍受历史剧中的失真。“如果细节全是伪细节，那你怎么能谈再现历史？如果对一个懂历史的人来说，每十几分钟就看出一个破绽来，对这个剧来说，就太可惜了！”

　　“我不反对历史剧可以有虚构。但是我认为什么时候才能有虚构？就是历史中实在有不清楚的地方，情节中少了这块东西就下不去，这时可以。但是历史中实际发生的事往往比虚构的要精彩。比如翁同和被光绪罢免那一场。剧中是让一个太监出来宣读诏书，‘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一大群官员跪在那里听旨，这种套路式的虚构一点不好啊！实际的情景是，那天翁去上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太监走过来说，你不要进去了。别的大臣就进去了。翁就预感到要出事了。他一个人坐在那儿，天在下雨，这些细节都写在了翁的日记里。在这种6月份的雨水里，你不是可以完全表现出翁焦虑的心态吗？”

　　“反正我不敢这样去虚构。因为我所研究的对象，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所谓虚构，就是拿我们这样一些写作者的智商去揣想前人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这个水平充其量是我们自己的水平。”姜鸣先生弄不懂为什么编剧不照原来很好的历史细节去写，却要按一种他自己的感觉和想象出来的方式去凭空虚构，“这就代表你的水平就那么低嘛。”

　　然而盛和煜对这个问题态度却很坦然。他说他也没认为自己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只要有历史真实感觉就行，剧中会有很多编者主观情感和审美取向的东西，“我只是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感觉，观众看了，觉得‘是这么回事’，那么作为艺术家，我感到非常欣慰地完成了我的任务。”他认为艺术创作肯定有虚构，在尊重大的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细节人物需要靠虚构来支持。

　　“如果你把大家都知道的、很枯燥的细节再演绎一遍，没人会来看的，也不会有今天电视剧火爆的局面；而且我觉得我笔下的那些人物在当时就应该那样去活动，历史上李鸿章、慈禧他们应该就是我笔下的样子——那样更具备一些艺术价值。”盛和煜的解释很职业。

　　“文学战胜了历史”？

　　“我想说现在电视里所谓的‘正说历史’，实际上还是‘戏说’；他们说的‘戏说’，那简直就是‘胡说’；如果说拍的是文献或历史纪录片，那才是‘正说’。但是文学有它的魅力，它可以虚构，可史学必须求真务实。史学是不可能战胜文学的。”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所研究员姜涛说。

　　而《走向共和》的编剧盛和煜说：“他们(历史学家)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我都看过，我阅读的史料有三四米高，国内最权威的东西都基本收集到了，还有《剑桥晚清史》、《剑桥民国史》等等。我从来不和历史学家本人打交道。要说明的第一点是，我尊重了他们的著作，我知道他们的观点是什么；第二，我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我写的东西，要艺术地去看。我说我没有狂妄到‘还历史本来面目’，也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文学战胜了历史’，这是对我的褒奖，”说到历史学家的“落寞”，盛笑道：“可能他们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历史研究比不上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一部电视剧的影响。”

　　“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会有如此大的影响，这对我们搞历史的来说是一个打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历史学家半开玩笑地说。“其实如果一部电视剧都是戏说的那种，倒也没什么，就怕他说‘还历史本来面目’——人们对历史的印象都从这里来的！这种貌似历史的东西，很麻烦，结果就是大家都当真认为那就是历史”。

　　“当年有《甲午风云》、《林则徐》那样的电影，我们有时看，感觉真是没法说啊——历史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结果大家却当真了，认为那就是历史。所以文学家们爱怎么弄，那是他们的事，我不管。他们有影响，那也没办法。我们只有慢慢做自己的事。”

　　“三米高的书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是很矮的，”姜鸣说。他向记者解释，一个史学家是怎么样工作的。

　　“比如我们要证实袁世凯向慈禧告密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那么慈禧回北京的日期就成为关键。她到底是听了告密临时赶回北京的，还是早就定了那个日子回京？如果日子是十几天前就定好的，就可以大致否定告密这件事。最后史学家是从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来查这件事，也就是，那里存有慈禧看戏的戏单子。从戏单子上看，在她回京前十天，就已经通知戏班子她要回去，把她回去要看的戏安排好了。也就是说，小小的戏单子，也许会解决历史上的一个大疑案。这也是我们的史学家工作的一种方法。”

　　用姜鸣的一位历史学家朋友的话说：“我们会一步步地慢慢积累，可能会用十几年几十年，每一步都要扎实，有证据。但文学界不同，他们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说这个人是好人啊，该翻案啊，那么就写起来，如果没有证据，就开始编呗。”

　　姜涛教授说，他完成两本学术著作，计65万字，用了13年时间，他说这两本书只能回答他导师提出的两个问题。相比之下，《走向共和》的编剧们阅读史料，并创作一百余万字的《走向共和》剧本，历时四年。

　　史学界的革命

　　在采访中，历史学家们都说，他们从来不看历史剧。因为他们“从来不把历史剧当成历史”，以他们多年孜孜以求苦苦探索的工作方式，似乎他们也有这种孤傲的理由。

　　然而，如果我们再往深里去问，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东西，就绝对是真实的吗？盛和煜就说：“谁也不能保证历史学家的东西就是真实的历史；哪怕最权威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他也不能说这就是真实的。”

　　对于“历史真实”，姜鸣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再现一个场景，但是历史场景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复原的。我们做的工作，就像是一个镜子在打碎了以后，碎片洒落在满地，我们在那里拼这个镜子。拼到一定程度，就觉得这个镜子可以照人了。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实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那么点意思了。可能留下来的空间，就是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去想象了。”

　　而姜鸣的那位历史学家朋友在接受采访时，对“历史真实”讲述得更加直接简明：真实加上真实，可以变成虚假。这就是说，你找到的材料都是真实的，这里挑一点，那里挑一点，事都是真的，但加在一起，对整个事物的描述就是假的。其实这和你们搞新闻不是一样的？所以说要还历史本来面目，麻烦就在这。

　　“从这部剧中，好像我们可以以人的好坏程度大致做这样的排列：最好的是孙中山，以下袁世凯、李鸿章、慈禧。其实这个历史观是错误的，还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些个人身上。近十来年，史学界已发生很大变化，对历史的研究也不再是只注重个人，特别是个人的道德好坏，尤其是领导人的道德好坏。一个人的好坏对一个国家不会有那么大作用，因为人是生活在体制里的，这里不光是这个人因素，还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要把这些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对这个社会真正了解。”

　　“现在史学界有一批年轻人，观念已经不一样了，不再认为一个好人就可以推动社会，一个坏人就可以毁灭社会。从西方的史学界来说，这种以好人坏人评判历史的观念早就过时了。史学家们更注重研究的不是大人物、领导人的历史，而是普通人的历史，社会史、经济史等等。当然，这样的研究难度也非常大。”

　　姜涛教授向记者介绍了法国蒙塔尤小山村的故事。这个小山村的出名，是由于法国历史学家对它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研究，研究的是这个小镇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社会史，通过这种研究，折射出当时法国社会的历史状况。结果，这本学术著作成了畅销书，这个小镇也成了旅游胜地。“这对我们也是非常大的启发，我现在也开始试着把自己的东西写得活泼一点、易读一点，学习他们的一些通用的文字写法和格式”。

　　毕竟，史学界与文学界面对的受众不同，方法不同，功能不同，影响也不同。如果说，20年前史学界的成果，是今天电视剧《走向共和》的成功基础，那么史学界与文学界到今天为什么要彼此不服气？既然文学界可以吸收史学界的成果，史学界是否也可以借鉴一些文学界的方法，让史学专家们的心血结晶为更多的人了解？(本刊记者/丁尘馨、黄艾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