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05月21日讯：《走向共和》是一部令人惊讶的电视连续剧，编剧张建伟，他的《深呼吸———未曾公开的新闻内幕》一书，当年和余杰的《火与冰》一起，是被“草原部落”丛书推出的三匹黑马之一。他的《历史报告晚清篇》尤其是其中的《温故戊戌年》曾引起读书界极大的关注。近年来随着宪政话题的逐步升温，晚清民初那数十年的宪政史成为学界内外知识分子注目的一个焦点。此剧把握时代脉象，将学界对清末民初宪政运动的重新认识通俗化，用一部表演出彩、气势恢宏的电视剧把“宪政”这一时代的崭新价值

走向传递给吃过晚饭的百姓大众。仅此而言，这部电视剧就称得上20年电视剧文化之冠，堪与14年前那部洛阳纸贵的电视纪录片比肩。尽管诸多地方囫囵吞枣(尤其是张建伟未参与撰稿的民国时期的戏份有较重的概念化倾向)，也无论该剧在人物塑造与历史叙事上引发了多少闹热的争论，但《走向共和》最大的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为大众的“价值重估”带来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契机。把一些被公众耳熏目染甚至盖棺定论的人物，一些与我们今天对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理解密切相关的概念用一个个镜头推开，让哪怕受过高等教育的观众群也惊呼乍唤，跌破眼镜，甚至拍案而起。让熟悉的概念“陌生化”，让隐藏其后的价值颠簸摇摆。这样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诠释、重新教育和受教育的机会。《走向共和》给我们带来了3个“陌生人”：李鸿章、袁世凯和孙文。并带给我们两个陌生的名词：共和与宪政。

　　李鸿章

　　如果读过李鸿章一生之死敌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就不会对电视剧中“卖国贼”成了“治世之能臣”的描写感到天地旋转。电视剧中借伊藤博文之口，向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首端方提到了这本书。梁启超在书中自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悲李之遇”。他认为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是大清国数十年来第一等人物。可惜他不知道世界大势所趋和民主政治的原理，所以终究成不了“造时势”的非常英雄，为此扼腕长叹。电视剧中，编剧让李鸿章拒绝做总统的建议，亲口对梁启超说，“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反映了梁启超对其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的喟叹。对于甲午之战后清流舆论指责李鸿章为汉奸的骂声，梁启超予以痛斥，说这些言论“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在西洋各国眼里，对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也评价极高。电视剧中提到了“东方俾斯麦”的美誉。中国百年之间在世界政治史中声望最高的人物，唐德刚先生认为仅李鸿章与周恩来二人。1896年李鸿章访美，所受礼遇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格。港内所有船舰鸣炮致敬，纽约曼哈顿万人空巷，50万美国人来到街头，为这位来自衰败帝国的杰出政治家高声欢呼。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抨击《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并欢迎外国资本来华自由投资。他说“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只有竞争才能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如果这话令我们有恍如当世的错觉，再听听这位李中堂对于新闻自由的高见吧：“我们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我们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我们的编辑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话。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的高贵价值。”

　　袁世凯

　　《走向共和》中对袁世凯的权变厚黑之术有淋漓尽致的描述。这一层令观众并不陌生。但袁世凯一生服膺德国的现代化思想，在清末宪政运动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却让大部分观众感到诧异。因为这是在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历史课上从未提及的事实。自1901年乱世之中得揽军政大权，到1908年被满清权贵一脚踢开。7年间袁世凯变法维新，建树颇多：建立以“北洋六镇”为首的现代化陆军及“保定陆军学堂”“军医学堂”等一大批军事院校；创办北京、天津两市的现代化警察部队(民初京津两市的治安曾享誉世界)；创办山东大学，兴办新式学堂，最终于1906年水到渠成，与张之洞联名奏请废除科举制；兴建科技、路矿及各种现代企业(没有拿过一分钱的股票)；说服西太后批准12年立宪计划，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设各省咨议局，推动地方自治；创办或改革邮传、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这些政绩斐然，循序渐进，可比拟于沙俄末代之铁腕首相斯托雷平。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够星火燎原，没有袁世凯7年主政的功劳是不可想见的。没有各省咨议局翻云覆雨，哪能一夜间改朝换代，免去中土大乱。这也是袁世凯1911年卷土重来，振臂一呼，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和雌伏的主要原因。刺杀摄政王而入狱的汪精卫一放出来就看穿形势，说安定天下“非袁不可”。袁世凯为人诟病有四：一曰戊戌政变的告密，二曰辛亥年间的窃国，三曰接受“二十一条”，四曰背叛共和而称帝。告密是袁世凯一代枭雄政治投机主义的一贯做派。但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与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无直接因果。窃国之说更加颠倒黑白。袁世凯举重若轻，收拾残局，维持了中国的统一，使革命引发的全国混战、天下大乱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化于无形。设想辛亥革命发动时，袁项城刚刚过世，中国将会是怎样战乱不止的局面，倒令人不寒而栗。袁世凯实乃民国的开国功臣，而不是陈伯达篡改历史称为的“窃国大盗”。而恢复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因此名誉扫地、一命呜呼的还是袁世凯自己。对于中国历史之进程及对宪政民主道路的负面影响倒是无关痛痒的。至于二十一条事件，目前有些研究资料表明是袁世凯授意故意透露日本的要求，借国内舆论来增加拒绝的筹码。但这一节学界尚无定论，牵扯又过于重大，所以电视剧中干脆彻底回避了这一历史教材中轰轰烈烈的事件，对此只字不提。

　　孙文

　　针对“国父”孙中山长期以来的正统形象，电视剧中对他外在形象的刻画激起的争论比前两个人物更甚。但随着民国建立后的戏份中，孙文形象开始由谐变庄，也有人认为这恰恰增加了领袖人物的亲和力。是不是欲擒故纵的艺术塑造手法姑且不论，孙文一生以二次革命为界，前半生为民族主义革命摩顶放踵，推动了两千年帝制的瓦解。这一点功在千秋。但后半生他为追求民主主义目标，却开始背离早年崇尚的英美宪政民主的道路，过分推崇武力和领袖的个人独裁，先后与主张议会道路的宋教仁、主张法治道路的黄兴和主张联邦道路的陈炯明发生分裂。最终开创了国民党长达80余年的党国极权模式，对蒋介石建立在训政名义下的独裁政治负有一定的责任。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终使中国追求宪政与共和的传统发生中断。《走向共和》或明或暗地提到了关于孙文的几处负面史料。其一是借助黑社会势力，并在兴中会中以权术谋夺杨衢云的首领地位。电视剧中第一次广州起义描写了这些事实，并以一个镜头点到为止。筹划起义的会议结束时，杨衢云问孙文，“民国成立后，谁来当p re s id en t(总统)”？孙文戴起帽子，背对杨，犹豫了片刻，说“当然是你”。其二是1907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逐孙文出境。孙文不与众议，私下接受日本政府馈赠的5000元及日本商人铃木久五郎的赠款10000元，于当年4月3日离境，此举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在章太炎、张继带头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当时几乎为之瓦解。电视剧中也反映了这一幕，但以黄兴的一段话为其辩护。其三是孙文为发动革命多次在海外以提供“股友生财之捷径”的引诱进行募捐，并多次接受德国、法国和日本政府军方的资金扶持。在民国成立后也多次不经参议院批准私下举借巨额外债，以各种优惠条件进行秘密外交。1915年，陈炯明与黄兴、李烈钧等人在海外便针对孙文，共同发表宣言，声称“绝不依赖外力干预中国内政”。电视剧中有一段，就是描写一位曾经捐款革命的旅店老板娘认出孙文，对他追讨本息大打出手的场面。其余如1912年初不惜以武力威胁干预参议院定都北京的决议，与宋教仁的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错误发动二次革命以及1913年组建“中华革命党”开始走向独裁，要求党员按血手印，向其宣誓效忠。这些情事，电视剧都颇有分寸地予以了表现。

　　共和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建立了共和的国家。“共和”的意思就是共有和共治。“共”到什么程度各不相同，但最起码的一个底线是不能一个人独裁，因此共和首先是与君主制相对应的一个政治概念。在电视剧中，宋教仁向乡村选民解释“共和”，提到了我国历史上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称之为“共和”的典故。尽管事实上那不过是寡头体制，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两人共同执政的事实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地突破了君主制的概念，只是昙花一现。真正的共和传统诞生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古希腊城邦一开始就有着君主制与共和制的分别，一些城邦自始就没有君主，国家权力在各种制度安排下被分散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群体。但那时的“共和”还没有与民主概念和宪政制度相结合，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参与共有、共治的权利这样的理念尚未出现。因此所谓“共和”仅仅是上层社会集团和社会各阶级之间共享权力的某种政治模式。这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具有较强的贵族精神和精英化的自由传统，并非常强调公共美德对于共和制度的重要性。正是这个意义上，斯塔尔夫人曾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自由是传统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西方古老的共和制度迈过1000年的封建君主制，再次获得了新生。共有共治的范围逐步向普选权扩大，开始与民主制度、联邦制度和宪政制度相结合，产生出以美国联邦党人为代表的现代共和主义。这就是100年前孙文等同盟会人所追求的“共和”。推翻帝制仅仅是走向共和的第一步，是古典的、初级的共和概念。把民主宪政制度的内容放进共和国的篮子里，才是现代共和主义的功德圆满。由此可见，在一个君主制度已经被抛弃的现代社会中，离开了民主制度和宪政的价值观，“共和”一词其实缺乏足够的内容。古典的共和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只讲古典共和不讲现代共和就是“假共和”。而就如徐锡麟在剧中所说：“假共和一定会带来真革命”。这正是清末立宪失败的教训。但如果远离了民主与宪政的价值内涵，一旦真革命，又往往会带来假共和。这却是民国建立之后的漫长教训，是徐锡麟不可能意识到的。

　　宪政

　　在《走向共和》中，杨度、梁启超、孙文甚至那个参议员罗文等，都被称为“宪政专家”。很多朋友知道我研究宪政，这段时间都来问我“宪政”是什么意思。这是个对公众来说久违了半个世纪的陌生概念，剧中台词给了一个糊涂的解释，“宪政就是宪法政治”。但“宪法”这个概念指向的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并非具有确定价值的内容。因此不如用毛泽东在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来解释，他说“宪政，就是民主的政治”。宪政与民主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紧张和平衡关系，因为宪政的最核心价值不是民主，而是体现在一部宪法和各种法律当中的“自由”。休谟称之为“法律下的自由”( freedom under the law)。为了保障属于个人的、先于国家而存在的自由，宪政制度用了各种方法如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等等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所以有人说宪政的实质就是“限政”。在民主制度下，当政府权力来自于议会的立法和人民的授予时，宪政同时也意味着对“民主”或者说“民意”的限制。即那些得到宪法保障的个人自由是任何人(无论君主还是人民)都不能随意剥夺的。尽管电视剧中被封为“宪政专家”的人很多，但清末民初其实只有一个人对西方宪政文明的理解是最透彻的。这个人就是没有出现在《走向共和》里的严复。全剧中又是在伊藤博文询问端方的时候惟一一次提到了他。当伊藤得知严复仍然在海军学校任教时，他长叹道：“我这位老同学才华比我高得多，可我现在是首相，他却只是一个教官。”严复用了一句话就登堂入室，他说西方政治文化一言蔽之，就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在价值目标上是自由，在政治框架上是民主。在制度手段上是权力制约，在统治形式上是法律。这就是宪政民主。也就是走向共和的最后一站。最后一站不是天国，是尘世间一种迄今为止最不坏的政治结构。(王怡，青年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