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胡伟：《走向共和》应当从大的方面来看

　　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历史剧《走向共和》于5月18日晚播毕，此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它提供的观察历史的角度，和我们以前所接受的历史教育迥异其趣。它所突出的慈禧“女政治家”的一面，李鸿章忍辱负重、充满智慧的一面，以及袁世凯“治世之能臣”、大行新政的一面，确实让观众觉得新鲜。

　　很难说一部电视剧能起到“廓清历史迷雾”的作用(《走向共和》播出不久，即有专家撰文指出这部片子存在很多硬伤)，但是我觉得对这部电视剧不能过于从细节来评判，而应当从大的方面来看。

　　这个剧展示的是从甲午海战到张勋复辟破产的历史时期，可谓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中国近代史显示了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它大致上经历了三大步：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也即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共和》展现的就是前述“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即制度改革，也就是走向共和。它之引人共鸣、引人反思，就是因为抓住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英文中的Republic(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的respublica(公共事务)，意思是说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是公有物。共和主义关心的是权力制衡，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人的自然权利不受侵犯。据《史记》记载，周厉王行暴政，国人造反，厉王逃跑，后由召公、周公共同执政，故号“共和”。以“共和”译Republic，反映出分享管理公共事物的权利(共)、行仁政(和)是中国乃至人类的古老理想。在历史上，共和作为一种政体，是作为君主政体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但是废除君主本身，并不等于实现了共和，并不能自动避免专制政体的弊端。

　　从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重要性。过去一直有一个观点，落后就要挨打。实际上，在整个19世纪前半叶，日本的国力并不比中国强，中国到底落后在哪里？《走向共和》表明，不是钱少，不是船不坚炮不利，而是制度落后，政治腐败。

　　康有为、孙中山等先进人物就是总结甲午战败的教训，才向西方学习，寻找到救国图存的道路，即改革中国的制度。但诸如“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这样的旨在君主立宪的路子失败了，而孙中山领导的通过革命建立“远东第一共和”的实践换来的却是帝制复辟和军阀混战。

　　因此，我同意该剧策划郑佳明的说法，走向共和，并不是一个完成时，而是一个现在完成进行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但是，这个任务还不能说已经完全地完成了。

　　尤其是以“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为例，就暴露出共和国制度不完善之处。邓小平于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重要讲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更严重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

　　邓小平接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不可能发生？其实《走向共和》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它们有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十六大更进一步，提出了文明的三分法，增加了“政治文明”，三位一体。这可以从中国的近代史找到很好的依据，意义非常重大。其实，物质文明的核心是“器物”，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或者换句话说，物质文明的核心是先进的生产力，精神文明的核心是先进的文化，政治文明的核心就应该是先进的制度，或者说是先进的政治制度。“

　　这部连续剧还给我们很多启示：如虽然改革较之革命更温和，但改革也是要流血的。维新变法中，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了改革中国的制度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付出了鲜血。清末的“新政”也是很不容易的，既得利益者剧烈反弹，几百个京官、上万个外地官员向慈禧太后请愿要杀袁世凯。

　　这部电视剧还有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改革还必须及时，如果不及时就会出大乱子。清末的改革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把它概括为“迟到一步的改革”。不是晚清政府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总是改得不及时，滞后了一步。因为改得不及时，所以总不能产生好的效果。

　　当然，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是，马克思说过，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必须以史为鉴，吸取中外历史上———不仅是晚清政府———的经验教训，抓住时机，及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政治文明建设开辟更为坚实的道路。(作者系著名政治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