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喜欢上了杜琪峰的电影，还为此在纽约的《国际艺术论坛》杂志上专门写了文章。在写那本书的同时我又对香港电影有了更多的了解，如果是现在，我会再加上关于周星驰的章节，还有关于‘银河映像(杜琪峰的电影公司)’的章节。”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院的大卫-波德威尔教授在近日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依旧表达了他对香港电影的由衷兴趣。波德威尔著于1999年的《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不久前于内地面市，在国内影迷之间口口相传，反响甚佳，乃至在一些电影业内人士当中，也有着相当好的口碑。

　　这本书2001年在香港发行，印了1000册，至今已基本售空。这在除了畅销小说和金融、投资类图书外皆属小众读物的香港，已经是相当少见的不俗表现。但该书编译者，现任香港国际电影节总经理的李焯桃并不认为这本书会给香港电影人带来多大的帮助：“我看跟香港电影观众一样，从事电影工作的人不看书的也比较多，真的。这跟内地很不一样，几乎每一行看书的人都很少。如果是原来的英文版，看的人就更少了，现在翻成中文起码多了一些。

　　我想对看了这本书的少数人，应该还是有点作用的吧？起码能看书的人还比较有上进心，对这份工作有多点热情，对他们来说我想可以对香港电影增加一点信心——原来我们(的电影)不是乱来的，是有它的道理的。其次它有一些基本观点，可以帮他们在电影修养上少走一点冤枉路。我希望这本书能起到这个作用，但究竟有多少，也不是立刻能显现出来的。”

　　香港一家媒体集团的两位行政总裁因电影业务上北京公干，在饭桌上听内地朋友提到这本书的名字，开玩笑地做惊讶状对视：“香港电影有什么秘密吗？”一句话总结香港电影的“秘密”，大卫-波德威尔说：“香港电影的活力和技巧令我印象深刻，我相信尤其在类型与技术层面上，香港电影人对通俗电影的‘电影语言’发展作出了很值得注目的贡献。香港的电影与观众有着如此贴近的关系，以致电影人可以对观众的需求作出非常迅速的反应。”实际上对香港电影人来说，那些“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电影手段可能的确无须刻意提及，因为那都是他们长期以来在本土、台湾、东南亚大众娱乐市场与观众的直接交手当中，摸索和积累下来的绝招。

　　不过正如李焯桃所言：“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确实已经过去了，短时间内很难再回来。即便形势转好，可能也不是‘香港电影’回来。”香港媒体统计，2002年首11个月仅有62部港片在香港影院公映，而收入不足百万的，高达29部。《大公报》在去年一篇文章中很有些凄凉地说：“382位导演有205位，在7年里只有一部电影公映，他们是怎样生活？恐怕一定有其他门路，或早已转行……”本地观众减少，台湾、东南亚市场的丧失已使香港电影困窘数年。为生存计，香港电影正在寻找的新方向，一是如《飞龙再生》这样瞄准西方主流市场，再便是“香港电影人与内地合作，可能有新的火花”。在这两种新方向中，《秘密》中提及的香港电影特质能否、又怎样继续传承发展？

　　对内地市场，由于港产片仍属“进口电影”，受到配额的限制，因而香港电影更愿意选择合拍方式。合拍项目需要审查，这对香港电影是个制约，李焯桃说：“一般大成本电影，靠香港本地市场收不回成本的，会与大陆合拍；而一些小点规模，题材敏感或者道地本土的，在香港拍。”至于影片风格，他认为可能性很多：“比如完全搬过香港电影的拍法，而用国内的明星，这样它大受欢迎也可能。而像冯小刚那种地域文化色彩很重的电影，香港人肯定拍不出来。还是文化色彩淡一些的，动作、恐怖片等类型电影，香港要比内地多一些经验。”

　　波德威尔对香港电影的喜爱和“捍卫”甚至可能超过香港人。2002年《秘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记者问及它在美国的读者反响，波德威尔说：“在美国，看这本书的人都是香港电影的影迷，大多数人给了它好评。我认为不喜欢这本书的人压根就不喜欢香港电影。比如纽约的一个叫亚蒙-怀特的影评人大批这本书，因为书里赞赏徐克，而徐克是他讨厌的导演。”波德威尔显然并不看好香港电影人进入好莱坞的举动，他在关于杜琪峰的文章中说：“吴宇森和徐克在他们1980年代的作品中也尝过自由创作的快乐，但随后在好莱坞，他们发现严格的片场监管和铁板一块的工会条例再不能让他们快速地、随兴地工作。”而香港直接为西方市场拍摄的高成本制作，对他来说或许已算不上严格意义的香港电影了。□本报驻京记者李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