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子”，是中国旧时社会对演艺人的蔑称、贱称，已经消失了好多年，近年来又时而被提起了。歌手雪村口无遮拦地说“戏子如何如何”，激怒了演员刘威，刘威随即投书媒体，对雪村施以怒斥，并扬言如两人狭路相逢，保不齐不对雪村恶言恶脸相向，恶拳相加。浏览网上“民意”，纯粹支持雪村和刘威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对当今演艺界的批判、讨伐乃至辱骂。这残酷地反映了一个事实：当今演艺界的整体水准是不能令人称赞和满意的。
解放以后，演艺人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是传统的观念对演艺人的道德价值定位，却没有随之同步改善。传统观念对“戏子”的蔑称和鄙夷，犹如难以治愈的病毒，一遇身体虚弱，就会活跃起来。因此，似乎绝迹几十年的“戏子”一词，近来又慢慢地出现了。
这个词儿为什么会重新被人提起呢？因为人们感到了一种近乎特定的心态和德行，这种心态和德行在当今演艺人那里表现得很突出、很典型。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和德行呢？李敖说过：“中国影剧圈的人，出身的传统背景是戏子……戏子是很人情凉薄的，他们在自炫与竞争上，有职业性的敏感，这种敏感，使他们变得极度现实而虚诈，所谓‘戏子无义’，就因此而生。”
“戏子”一词，饱含着演艺人千百年的心酸和屈辱。李敖的文字，向来话丑理直，对他的上述表达，我虽不能完全同意，但是，他的洞察的对象乃是演艺商品化的演艺圈，因而说戏子“极度现实而虚诈”，似乎有几分道理。
“极度现实而虚诈”不仅是“戏子”的生存态度，而且是生存智慧。这不是谁个人的问题，而是行业本身存在的尴尬，甚至必然。就是说，无论谁从事这个行业，都会归顺和玩熟这种生存态度和智慧，不把自己在这个行业“极度现实而虚诈”的酱缸里“酱透”，是出息不了的。
“戏子无义”，就是指“极度现实而虚诈”的态度和智慧。
演艺行，在过去看来不是“恒业”，演艺人靠自己的声色技艺生存，是不保险的。走红了，大把大把地赚钱；不红了，就可能饿肚子。而红与不红，不完全看你的真本事如何。观者消遣，口味常变，难以捉摸，演艺人要迎合取悦观众，不扭曲自己不行，不仰人鼻息不行，不看人脸色不行，不“极度现实而虚诈”不行。演艺人要靠他人的掌声和认可活着，而这个“他人”哪怕是群傻瓜你也无可奈何。演艺行业内部本身的竞争，更加重了自身的扭曲和畸形，加重了他们“极度现实而虚诈”，这在当今演艺商品化的层面上，不难看清楚。因此，面对这样的现实，演艺人的声色与技艺实在是算不上“恒业”的。因为非“恒业”，为了生存，演艺人必须“极度现实而虚诈”，因而，在儒家看来是无“恒心”的，既无“恒心”，也就很容易“无义”——“无义”是指相对“少义”，而不是一点都没有。儒家说：“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照此理解，请演员演出，应当给他出场费，这样才符合规范。不给钱，就是“义演”，就是“心连心”，一般演员很难做到，他也要吃饭呀。
应当说，自古以来，从未有新中国给予演艺人那么高的地位和待遇。演艺人曾经被称作“革命文艺工作者”、“干部”、“文工团员”、“艺术家”、“大师”……备受全社会尊崇，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逐渐消失的很多词汇中，就有一个是：“戏子”。
至于现代，人们对演艺人整体上已经不再看不起了。整个社会随着演艺人的地位和收入的提高，而十分欣赏追慕该行业了。不是吗？无论哪个以什么名义举行的演艺人才选拔、比赛，都有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少年，在家长的鼓励下，蜂拥而至。不像过去那样，只有穷苦人家的孩子才学戏。而一夜成名的现代神话，总是隔三岔五地出现在演艺界。经商业包装而花样翻新、无孔不入的演艺偶像，传递着一种界乎辉煌与糜颓的诱人信息，将无数渴望成功和风光的少男少女，搅得不得安宁。演艺界也从没有过今天的红火和辉煌：一个演员可以凭一首歌、一部影片红上十几年，有挣不完的钱。演艺人的生活，总体来说，是这个时代风光而富裕的那一类。当代演艺人从骨子里透着舒坦和幸福。
然而，为什么演艺人的日子好过了，“戏子”这个词汇病毒却苏醒且眼看要活跃了呢？
这就是演艺人自己的事了。简单说就是不加节制、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导致了自身品质的下降，进而危害其整个行业的信誉和声望。
比如假唱——假唱居然疯狂到跟真唱叫板，继而想打倒真唱。假的要搞掉真的，这简直是对人类文明极度的嘲讽。
比如偷逃税——偷逃税是一个问题，出了演艺人偷逃税被抓的事件，其他享受着公众追捧的演艺明星对此的态度，暧昧、回避、躲闪、偏袒、兔死狐悲、顾左右而言他，哪一点跟“义”字沾边啊！
比如做虚假广告——为不可信任的产品代言，出卖自己的公众信誉却不愿意承担公众对此的质问和批评。
比如奇招怪出的炒作与作秀——在很多演艺人那里，无论怎样折腾、炒作，无论怎样损伤公众的传统价值和稳定心态，他们都嫌不过分。
至于参与制作粗俗无聊的作品祸害大众的审美趣味，那就不用说了。
如此，慢慢地，一个词汇犹如病毒，苏醒并活跃了：“戏子”。病毒的传播与活跃，必需依赖“受体”，“戏子”就在演艺圈的这个“受体”里慢慢地滋长起来了。
历史上，并不是“戏子”都是低贱的，有的戏子表现出的气节，连“士”们都很敬佩。远的没有说服力，说近的：梅兰芳在日本鬼子占领北京以后，蓄须明志，隐居不出，绝不唱戏；程砚秋与日本鬼子狭路相逢，给了日本鬼子几记老拳，脱去歌衫，在京郊挑粪种菜，也绝不用自己的歌声，装点法西斯践踏出来的“乐土”。
因此，“戏子”一词，并不能作为演艺人的专有名词和代称，就是说，它不能涵盖所有的演艺人。
“戏子”一词的重新活跃，是社会对一种不良心态和德行的警惕与围剿，是社会进行自我清洁与梳理的自觉。“极度现实而虚诈”的心态与德行，其实不仅仅表现在演艺人身上。舞台毕竟是小天地，天地才是大舞台，整个社会都应该检讨与反省。 深圳商报记者许石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