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上期刊发了《拿什么整治你，流行乐坛黑评榜》，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一周以来，不断有热心读者拨打编辑部热线，纷纷问询：“究竟拿什么来整治黑评榜？”本期“说句公道话”我们继续探讨这个话题。

　　票选制渐入穷途末路

　　香港唱片业的腐败终于导致官方介入了。

　　7月16日，香港廉政公署采取代号“舞影”的大规模行动，拘捕了香港唱片业、传媒业多名高层，由于案件涉及香港多名知名歌手及唱片公司高层，案件轰动香港并波及内地。

　　媒体公关重中之重？

　　廉署怀疑被捕的唱片公司及娱乐公司人员，涉嫌向有关广播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提供经济利益，以确保多名歌手的歌曲能在流行榜上占据高位，并且能在该广播公司颁发的音乐奖项中获奖。一直传闻唱片公司买奖之事通过廉署这一行动得到证实，一向热闹的香港音乐奖项在此次事件后被置于无比尴尬的境地。

　　尽管对于买奖之事许多从业人士都矢口否认，但在唱片公司与各大媒体之间早已是心照不宣的事实。在香港歌坛乃至整个华语乐坛，歌手的长期走红除了歌手自身要具备的演唱实力，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增加媒体的曝光率和奖项的肯定。因此，各大公司把对媒体的公关放在重中之重，行贿之事“蔚然成风”也就不足为奇了。

　　多年以来，歌坛形成一个怪现象，每年年初各大媒体纷纷举办各自的颁奖典礼，热闹非凡，可数来数去总是那几个熟面孔，各典礼之间也是形式雷同、了无新意。奖项一出，惹得一片骂声，而歌手、唱片公司、主办单位对这个游戏却乐此不疲，显然，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虽然行贿是导致廉署行动的直接原因，但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票选制的自身缺陷。

　　“游戏”规则值得商榷

　　对于流行乐坛来说，颁奖是一个必须玩的“游戏”，但是“游戏”规则却非令人信服。最重要的一点，它必须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然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至于玩法，我们可以参考国外唱片市场商业化成熟的做法：格莱美和公告牌。作为美国最权威的两项音乐奖项，虽然采用两种不同的评选机制，但他们的公正性和影响力却得到了一致的肯定。除了相当成熟的市场操作与推广手段，评选办法上的严谨性更是保证颁奖制度长期良性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点。

　　格莱美在一些乐评人的眼里已经是一个很不美的奖项了，可在歌迷的眼里它就是流行音乐的指南。相比其他流行音乐奖项，格莱美代表了更高的音乐品位。格莱美采用了评审制的评选方法，担任评审资格的人必须出版发行6首作品以上，作品推荐上来要经过来自音乐界各领域的150多名专家筛选和资格认定。选拔出来的评委只能在自己专精的音乐领域投票，这一点也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正因为它具有准确的专业性，音乐风格的导向性、商业手段上的可操作性等特点，如此这般方成为国内众多颁奖典礼的最佳模板。

　　与格莱美不同，公告牌完全以唱片和单曲销量为评选依据。相对于格莱美的专家评选，公告牌的排名完全是一种开放式的选择结果。两种评选方式代表了不同层次歌迷的看法，只是在专业性和广泛性上做出取舍。

　　近年来，华语颁奖典礼也逐渐分为专家评选与票选两种，以评审制为评选手段的几家流行音乐奖在最近大出风头，有的奖项直接打出“中国格莱美”的口号，有的则请来为奥斯卡监票的普华永道来为奖项监票，在公平与公正上下足了功夫，通过专家评选，许多被忽视但具有相当音乐品质的作品也浮出水面，为唱片业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它却不能成为歌手在歌迷中的受欢迎指数。

　　票选制为何长期存在

　　票选制一直是各大奖项(尤其是电台设立的奖项)最钟爱的评选方式，它在广泛性上的优势评审制无法比拟，但是它的漏洞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操作手段的不透明容易导致暗箱事件。经常会出现花钱买奖，或是唱片公司员工打电话投票以提高歌手票数这样不公正的事情。其次，票选只能反映歌手单曲的受欢迎程度，对于歌手整张专辑的水准则无能为力，其结果直接导致歌手凭借一首歌曲闯荡各大排行榜。唱片公司投机行为的增加，给整个唱片业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遗憾的是，在现阶段还无法采取其他更有效的手段来取代“票选”。

　　其实，以销量来衡量歌手的受欢迎程度应该是最合理的手段，购买唱片是歌迷对歌手最有力支持，同时也反映了歌手专辑的价值。而最积极的影响在于，一旦销量榜设立并形成权威奖项，将促使歌迷为支持自己喜欢的歌手而去购买正版唱片，这对饱受盗版冲击的唱片公司无异于一贴良药，而唱片业的发展也将得到极大促进。

　　但在目前，销量榜的产生有着不可逾越的障碍——销售数据无法及时、准确的统计。具体销售情况回到唱片公司手中需要经过零售商、分销商、发行商多个环节，即使是从分销商直接统计销售数据也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对于时下流行音乐的把握严重滞后。而从零售商直接获取销售数据更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很多唱片零售店都只是通过手写小票计算当天流水，无法计算单张专辑销量。有的店干脆正版盗版一起卖，这又为统计销量新增难度。

　　公平公正依靠法治

　　针对目前乐坛的评奖制度，记者也采访了几位业内人士，对于评奖方式，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现在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音乐风云榜评委会主席金兆钧这样说，“很多机构都在办音乐奖，一是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在不同地区都会有反映当地流行指数的排行榜。另外，不同机构的音乐奖项取向不同，有专家态度、行业内人士的态度、也有歌迷的态度，角度不同，所评出的奖项也是作为大家不同的参考依据。中国的评奖机制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那一个更有生命力，不过我看好评审制和以销售数据为依据的形式。”

　　华纳制作总监宋柯则认为完全让歌迷来评选是不靠谱的事情，因为很多专业奖项没法让歌迷评选。“如果是歌迷评选的话，只能评出一种奖项——最具人气奖。像最佳专辑、最佳制作人，这些都应该让专家来评。”

　　当记者问到唱片销量榜何时能建立时，金兆钧悲观地表示至少需要10年时间。而在美国生活6年的宋柯对销量榜更有体会。“建立销量榜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像美国，他们的发行商和零售商全部电脑联网，而且美国的税法很严厉，每卖出一件产品——不仅是唱片——都要付消费税，美国的所有唱片店都非常正规，他们的销售量是以小时计算的。而在中国，我可能已经卖出50万张了，而发行商刚跟我们结了30万的货款。”

　　虽然这次香港唱片业反腐行动并未波及到内地唱片行业，但足以引起我们反思。行贿事件正说明唱片行业发展还很不成熟，正如金兆钧所说，评奖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更多地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我们应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大力推动唱片行业体系的规范与完善，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几声叫骂。同时，对于一直以欧美音乐为目标的华语流行音乐来说，只有建立在成熟唱片行业之上的华语乐坛才有机会比肩欧美强势音乐国家。(本报记者李松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