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暗的城市，吓人的闪电，单亲妈妈麦太躺在产床上祈祷：“保佑我的孩子像周润发像梁朝伟……”资质平平相貌平平的小猪麦兜就这样降生香港，当然，他没有成为发哥或伟仔，他成了最草根的香港人。幼稚园、小学、中学、工作、负债，生活中有的是唏嘘有的是打击和失望，但是凭着“死蠢死蠢”的执著、善良和乐观，麦兜粉嘟嘟迷糊糊兴冲冲地一天又一天地过着。

　　右眼长着可爱胎记的麦兜陪着香港人走过了最上上下下的十几年，九七回归、金融危机,一直到SARS，麦兜唱着“我个名叫麦兜兜，我阿妈叫麦太太，我最喜爱食麦甩咯，一起吃鸡一起在歌唱”赢得了贴心贴肺的亲和力。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千与千寻》全球风靡，但是在香港的票房输给了《麦兜故事》。一个香港朋友告诉我，麦兜是他们至今生活在香港的一个理由，他们喜欢麦兜的名言，诸如“大难不死，必有锅粥”，诸如“臀结就是力量”，诸如“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之蛋挞”，这些最草根的市民宣言只有香港人心领神会，就像“蛋挞”，它的历史基本可以追述出一个香港历史。

　　香港电影中，有大量的“食鱼蛋吃蛋挞”镜头。到了香港，你可以说没去过山顶，没去过维多利亚港湾，不知道浅水湾酒店的下午茶味道如何，但是，如果没上过茶餐厅，没食鱼蛋，没吃蛋挞，你就不算到过香港。因为，小食摊和茶餐厅都已经脱离了物质生活的泥泞质地，上升为港式精神生活了。

　　基本上，在当代生活中，急就章风格的吃(比如在临街小铺)已然代替半岛式中规中矩的排场成了香港生活的象征。至于它们象征的到底是什么，是往日心跳，还是现代情怀，倒是可以从香港电影中寻找线索。

　　《重庆森林》中，金城武、林青霞、梁朝伟、王菲，四个主人公，没看他们好好地吃过一顿饭，虽然“吃”事实上是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几场爱情都是从“吃”开始，靠“吃”推动，终结或升华在吃上。比如下面的两个镜头。

　　镜头一(金城武问林青霞)：

　　“小姐，请问你钟不钟意食菠萝？”(粤语)

　　“小姐，请问你喜不喜欢吃菠萝？”(日语)

　　“Do you like pineapple?”(英语)

　　“小姐，请问你喜欢吃凤梨吗？”

　　(顺便提一下，语言大杂烩也算是一种香港风格。)

　　镜头二(梁朝伟对王菲说)：

　　“给我一份厨师沙拉，谢谢。”

　　“拿走还是在这儿吃。”

　　“拿走的。”

　　“你新来的？我没见过你啊。”

　　……

　　金城武就在电影里吃啊吃，有一次还一口气吃掉了三十罐凤梨罐头；梁朝伟也不断地在那个小店买厨师沙拉……凤梨罐头加上厨师沙拉，一个容易过期，一个容易制造，就跟香港生活一模一样。面对如此人世，香港人快餐快嘴快步快马加鞭地生活着，一切的相逢都匆匆都意味深长，都是时间轮盘赌上的一次机遇，譬如，金城武说他和林青霞的第一次相遇，“我们最接近的时候，我跟她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而五十七个小时之后，他爱上了这个女人。再譬如，《阿飞正传》中，张国荣用阿飞般的无赖和执着对张曼玉说：“1963年4月16日下午3点前的一分钟，这是你无法否定的事实，因为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是你无法否认的。”

　　这个城市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呼吸着，一公分一公分地丈量着，生活，爱情，一切都带上了稍纵即逝的质地，显得迷人而脆弱。《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几度和梁朝伟擦身而过，王家卫极其细腻地表现了他们相遇时的身体距离，表现了空气中衣服的声音，对“一瞬”的“永恒式”表达让人预感到这段爱情大限在前；同时，张曼玉一次次换上旗袍，一次次下楼去面摊买面条，衣服是晚宴般的郑重，面条却是最草民的生存，香港精神就在这里寓言般汇合：倾城的姿态，普罗的道路。就像多年前，张爱玲所描绘的浅水湾之恋，轰轰烈烈的香港沦陷不过是成全了白流苏。说是举重若轻也好，说是举轻若重也好，香港人对生存的体悟自是与他城里的人不同。

　　　也因此，周星驰的爱情誓言虽然无厘头，却满世界流传着:“曾经有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后来才后悔，人世间对我最好的就是你了，你用刀劈死我吧，不用想了，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讲三个字：我爱你！如果一定要在这份爱加上个日期，我希望是一万年！”(《大话西游》)

　　但是，爱情誓言从来都只能是誓言，“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香港人个个都特有“只争朝夕”感，所以几乎每一个香港人都喜欢“只争朝夕”的武侠电影和枪战片，而此类电影也是香港电影市场可以分庭抗礼好莱坞的秘密。(《龙门客栈》《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黄飞鸿系列》)

　　　而在那个子弹比米饭更普遍的世界里，吴宇森的子弹消耗量是最惊人的，早几年，就有影迷宣称，周润发张国荣和他们的好莱坞同行已经用掉了大约“一亿发子弹”。谈到这个，吴宇森说：“不少人看到人家挨打，情感会得到宣泄。”

　　　很难想象没有吴宇森徐克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子，起码，教堂里飞不出洁白的鸽子，周润发会沦为百分百中年男人，黑道不知道怎么拿枪，许多香港人不知道如何打发许多个无聊的日日夜夜。

　　　豪哥、小马哥、杰……他们鱼贯而出，左手枪，右手也是枪，每一枪都打在香港人的心坎上，因为你只有零点零一秒的优势，因为你的敌人也已经握枪在手，这是对时间最惊心动魄的体认，快快快！快快快！吴宇森、徐克的叙事永远激情盎然，每一分钟都有危机，每一分钟都是高潮，直到电影结束。(《英雄本色I II III》《纵横四海》《喋血双雄》《辣手神探》)

　　　真的，香港的时空感绝对和其他城市不同。一百年了，香港人总觉得自己生活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里，所以，他们精打细算一切的时空，他们追求每一寸每一分的利用率。也因此，在香港生活惯了的人，跑到其他城市，感觉就像被按了一个“慢放键”。有一个香港朋友，好不容易拿了长假，跑去雅典休养生息，没到行程结束就回来了。他说，在那里生活，感觉不到时间，让人心慌。打开任何一部香港电影，你就会发现，香港人走路的速度比内地任何地方都快。也就是那样的一种日常速度，造就了风靡世界的杜可风摄影速率(《春光乍泄》《东邪西毒》)。

　　　然后，终于到了九七，似乎那一阵，港人个个心神不宁，个个心怀郑愁予式的担忧，“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说起来，这倒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就像关锦鹏说的：“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忙着做事，要把自己想做的事赶在“七一“前做完，因为对自己以后的命运没有把握。”(《念你如昔》)

　　　但是，我却觉得，对命运的无力把握感其实从来都在香港的血液里，这是海岛的精神气质决定的，香港不大，资源有限。而且，很显然，这种无力感自始至终弥漫在整个香港电影史中，这个城市生产了那么多那么多活色生香的喜剧片就是一个佐证。香港人都非常重视每年的贺岁片，不光是为了每年的贺岁片都是明星云集，想看到谁就能看到谁，而且，港人喜欢影片最后的大团圆。香港人重视传统，重视兆头，重视风水，重视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和海水。

　　　有时候想，香港人大概是世界上最认同“城籍”的居民。中环金钟尖沙咀，他们喜欢；太子旺角油麻地，他们喜欢；长洲南丫大屿山，他们喜欢……港人恋爱着这座城市，走得再远，都改不了港腔港调，就像讲粤语的麦兜麦?，虽然登录大陆后讲起了国语，总还是一眼就让人发现：香港制造。

　　　在我的童年时代，“香港制造”暗示了某种精神生活的腐朽，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家里有香港亲戚。不过，崎岖的时代却并非全无道理，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叫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香港制造”的确暗示了一种精神生活。

　　　譬如青马大桥，它绝对不同于杨浦大桥。在上海，我们说起杨浦大桥，口气和新闻联播差不多，那是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证据。但青马大桥不是这样的，青马大桥是伤口，也是止痛剂。就像在关锦鹏在《念你如昔》中说的：“去年偶而问起一个朋友，问他如果要他最爱的人送他一份礼物的话，他会想要什麽，那个时候刚好从新界坐巴士到九龙，他指著那条在海面上搭满大大小小棚架，还在建筑当中的青马大桥，他说，我要他送我这个东西，还要其他人不准在上面走，闲着两人在上面散散步，看日落。那我就插嘴说，你要不要他一并把那个新机场送你吗？突然间会想到，在这些风花雪月的玩笑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绪？”

　　　这就是香港制造，这个城市和着居民们的爱恨一起生长，不像在上海，我们茫茫然抬头，发现黄浦江上又多了一座桥。(作者：毛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