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个月的娱乐新闻里都是“二黄传奇”，一个是误中美人计的年高德劭的导演黄健中，另外一个是总中美人计的年富力强的系主任黄定宇。记者最重要的是突破能力，所以我们领导每天都催我突破二黄，而我总是看着各地方报纸花边版上二黄满天飞，心急如焚哪！
黄定宇刚被曝光时，我看到一个自称是他闺中腻友的男人出来辟谣，赶紧费尽心机找来黄教授的电话，向他核实这个消息，我准备他一旦承认自己接受过采访，就义正辞严地
质问他，为何他不肯接受我们这么一个负责任媒体的采访。谁知道黄教授惊惶地连连否认他有这么个好友，让我准备的一肚子义正辞严“咔嗒”一声被他挂了机。
过了一段，我又得突破黄导演，因为以前采访过他，我不免幻想凭着过往的交情可以让他肯接受我们再一次负责任的采访，没想到让他一个抱歉的短消息给打发了。我气哼哼地上网，看到网上居然有一大篇他的专访，堪称细节完备观点鲜明铿锵有力。不在愤怒中灭亡，我只有在愤怒中爆发了，我再次发消息询问他既然接受了别人的采访，为什么不可以给我机会。谁知他委屈地打来电话，再三追问那个专访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指天发誓说自己两年内未对任何人讲过上述内容。
我是当头一闷棍，背后一板砖，自己也原地转圈，懵了半天。为什么我从正规渠道看到的消息都不正规呢？都是轻信惹的祸，还是这世界欺骗了我？我翻开那些天的各地小报，发现每篇相关文章都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们采访到了这两个当事人，而在我的经验里，这二人都亲口向我证实未接受采访的事实。如果是编造的新闻，为什么这么多媒体都能容忍记者这么做？难道娱记圈也存在某种“潜规则”？
在苦苦的思索之后，我决定找一些熟悉内情的人咨询。一个西南某报的记者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黄定宇出事后，这家报纸另外派了个资深娱记来北京采访，她写的稿子内容大致是：只听得警车“呜呜呜”地呼啸而来，一群面色严峻的警察从车上跳下，走进中央戏剧学院那幢巍峨的十几层的教学楼，不一会儿，面色萎靡的黄教授被带了出来。听到这里，我不禁惊诧万分，去过东棉花胡同的人都知道，中戏的门还没王府井公共厕所的门大，除了几栋低矮小楼外，并无高大建筑物映衬其在戏剧界的高大身份。讲故事的人笑道：这就是编新闻的技巧了，反正黄教授也不能从拘留所里跳出来驳斥，警方校方更不屑于和媒体理论，所以这种假新闻是非常安全的，而警笛的“呜呜”作响更能加强现场感和紧迫感。作为一个资深娱记，应该是谙熟哪些人哪些事是可以展开想像的翅膀，而哪些人哪些事是要充分发扬张钰精神，时刻准备好录音笔的。事实上，这种潜规则也是被一些报社领导允许的，尤其在缺稿的时候，这时就需要他们以流言为依据，以潜规则为准绳，展开天马行空的想像。
或许有一天，这一代娱记中会诞生出当代吴承恩或凡尔纳也未可知。(孟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