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部分人在体制面前会有一种错觉：你不杀人并不是因为你不想杀人，而是体制不让你杀人，这看起来好像和你没什么关系。同样的错觉出现在上海某个地方，听说话剧《阴道独白》被禁演是因为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可能体制认为你们除了《阴道独白》还可以取很多别的名字嘛，但演出方认为如果不取这个名字那么意味着可以取的名字又少了一个，体制说这个名字多难听啊恐怕影响会不太好吧，演出方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搞得那么鬼鬼祟祟干吗，于是体制说那干脆别搞了吧。
想说但没说，不说是因为不能说。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文化市场普遍存在，相对于个人，体制从来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但是相对于过去，体制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说话空间。被禁止的人往往都是因为要求体制与个人具备相同的品格，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自由与民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的私人化，自由体系的建立实际上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妥协，之所以称为妥协是因为无法超越，乌托邦只是个神话而不是制度，它一面自觉乏力却一面做出种种试探，这种试探往往出现在艺术行为领域，而且这种尝试往往都具备现代性和先锋性。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现代主义从未存在于现在，现代主义绝非现在主义，现代主义只是将手指提前探入了未来，并将未来可能会呈现的东西提前呈现在大众面前，这种超前性往往具备某种冒险色彩，而体制只能谨慎的接受冒险，或者干脆拒绝冒险。
体制的这种保守特性将会加大创作者的制作成本和制作时间，这是每一个制作者都将面对的问题。我厌倦将艺术和建立一场新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因为任何意识形态都摆脱不了束缚，自由是存在的但是也很有可能是相当微观的，文本和法律上所描述的自由并不意味着现实里的自由，金融、资源和权力的占有不均决定了人们根本不可能享受到真正的平等，你可以通过一种方式获得尽可能多的自由，但是与此同时你可能也获得了尽可能多的束缚。或许艺术必须远离体制才能变得更加真实，但我更愿意将艺术归类于一种私人化娱乐，如果你一定要把艺术和市场联系在一起那么你就不得不面对体制作出妥协。有人不看艳舞并不是因为不想看，而是不能带着他自己的社会身份看。如果你一定要请他看，那怎么说也得把你的东西吹得高雅些吧。可如果对他说：“嘿，今晚咱看艳舞去”，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文／黑 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