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的寿命不会很长,但它的短期冲击性很大,对政治信念和政治制度可能起到净化和强化的作用
韩国电影《丑闻》还未在第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映,名气已经不小,公众及媒体早就以“奔走相告”之势将一种过度兴奋的暧昧气氛散播开来。
在盗版商的先期“宣传”中，《丑闻》早就以“韩国古装色情大片”名声在外，碟片封套的介绍更是充满淫乱、引诱、欲望以及床笫之欢等词语。此片在韩国被定为“成人级”影片，在中国也俨然是有关部门严厉打击的对象。但按照国际惯例，电影节参赛影片不能删剪，必须保持其艺术上的完整性。
于是，在电影节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当各地的记者们一批又一批地要求确认《丑闻》是否如期放映，组委会官员们也极有涵养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我们注重的是电影整体的艺术价值，不是个别镜头”时，很多人开始暗暗期待，也许会有一场好戏上演。
最终,经历了一点小风波的《丑闻》，在上海影城的黑暗中还是掀起了她那猩红色的“诱人裙摆”。“一刀未剪,全片公映”的结果让一些人满意,也让一些人不满意。但当瘦小的韩国男人李在容高高举起最佳导演奖的奖杯时,满意和不满意的人却都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很多业内人士说,《丑闻》能在上海公映和获奖,本身就意味着中国的更加开放。
事实上，《丑闻》既不是为证明中国进步而生，也不是为卖弄色情而作，如果除去那个奢靡淫乱的叙述文本，洗尽铅华的《丑闻》展现出的是一个时尚而深刻的政治话题。
朝鲜男女相悦之事
18世纪的朝鲜，肥马轻裘油壁香车，整个社会处于鼎盛时期。然而，正如影片“引子”里所说，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朝鲜礼教也正被一种糜烂奢华风气围困，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们更是淫乐不堪。
贵族公子赵元与他的堂姐赵夫人，一个以玩弄女人为乐，一个引诱男人成瘾。赵夫人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与赵元进行性交易，让他毁掉即将成为丈夫新妾的16岁女孩素玉的处子之身，又使用种种手段勾引素玉爱慕的公子仁浩。赵元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让他的“另一个目标”淑夫人——一个被皇帝赐于“七世贞女”封号的忠烈寡妇最终败在他手中。所有的事情都按计划顺利进行，直至浪荡的赵元不知不觉爱上了淑夫人。一直被赵氏姐弟嘲笑和践踏的爱情，忽然破坏了所有的游戏规则，怒从心起的赵夫人使出计谋离间了赵元和淑夫人，导致赵元被杀，淑夫人殉情而亡。赵元生前记录他们姐弟生活的画册被仆人拿去出版，丑闻败露的赵夫人在后悔中黯然出逃中国。
贵族、爱欲、阴谋、丑闻,整个故事并不新鲜,《丑闻》也不是原创,它改编自18世纪法国小说家拉克洛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导演只是将整个故事架构在古代朝鲜的背景之下。但赵元那本画满“淫乱之事”的《赵氏丑闻录》却并非虚构,在朝鲜历史上确有类似的“春宫图”记载。
《赵氏丑闻录》成书时间在影片中被设定于1792年，这可以说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时间。1792年的世界，在经历了一场革命大暴动后，处于西方世界的法国率先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与此同时，在东方最为强盛的中国，乾隆皇帝拒绝了英王派遣的使臣马嘎尔尼请求平等通商的建议，最终失去了一个东西方近代文明互为交流和促进的机会。这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影响现代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的原因之一。
1792年在《丑闻》的导演李在容眼里，也许也是世界的一个分界点。此时的古代朝鲜是一个小小的半岛国家，虽然歌舞升平，安乐富足，但依然为自身的短浅流露出淡淡的自卑。在影片中，中国被不断地提起——赵元编了一个远走的谎话，目的地是中国;知识渊博的淑夫人看的是朴止源记录清朝历史的《热河日记》，随口念起的是苏东坡的词;隔海远望时，她曾一脸向往地告诉赵元，“听说北京最大的集市有27000坪那么大，我希望有一天能到那里去……”
当身为统治阶级的贵族们在政治理想与权力世界里觉得捉襟见肘时，迷醉爱欲也许是个最好的方法。但身为男人的至高理想毕竟总在爱欲之上，就算展现在面前的是足够诱人的香艳画面，一些心里的东西仍会在不经意间流露。这就是导演向观众展示的1792年的朝鲜，歌舞升平却暗流汹涌。
关于色情与政治的“丑闻”
小说《危险关系》写于1782年，电影《丑闻》是它第四度的改编之作。据说，当时小说出版后，因为影射到贵族阶层生活并突破社会道德底线而很快遭禁，作者拉克洛也因此锒铛入狱，可这一切并未使这部小说的光芒暗淡。
在将近180年后的1959年，法国导演罗杰·瓦迪姆首度将《危险关系》搬上银幕，背景设定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黎，由新浪潮电影女神让娜·莫罗出演;1985年，英国剧作家克里斯托弗·汉普顿为英国皇家莎翁剧团将这部小说改编成一出舞台剧，以原著的18世纪法国为背景；1988年，英国导演斯蒂芬·弗雷斯为好莱坞导演的电影《危险关系》堪称是该小说的经典版本，格伦·克劳斯、蜜雪儿·菲弗和约翰·马可维奇的豪华演出更是无可挑剔，此片共获得了61届奥斯卡的三项大奖：最佳改编剧本、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服装设计奖。
李在容再次选择这部小说作为自己电影的蓝本，无疑意味着一种挑战，然而，此举的意义也是毫无疑问的。
“小说《危险关系》为人们提供的是18世纪的真实社会状况，但事件本身的意义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消失。色情与政治从来就是伴随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但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背景之下产生，会奇迹般地突显出不同的价值和意义。”美国影评人安娜·苏说。
如果说1988年好莱坞版的《危险关系》，为处于经济高速增长中的美国社会敲响了一记道德警钟的话，那么，2003年韩国版的《危险关系》，也许触及的是现代政治弊病中的一个要害环节——政治忠诚问题。
淑夫人曾告诉赵元，这世上有两种人会注定在一起，一种是国王和他的随从们，另一种是男人和女人。前者指代为政治，后者则指代为爱情，而维系这两种关系的是同一种力量——信任和忠诚。在此之中，“注定”意味着必然，也意味着不可违逆。
在21世纪风云突变的现代政治中，经济崛起的韩国仍然没有大声说话的权利，但当面对由谎言、伪善、利益以及丑闻所缔造出的这个世界时，韩国电影人李在容作出了这样的回答:真爱不会因为曾被无数次践踏而沉沦或消失，当它被唤起时，依旧能改变人，并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信任和忠诚也是如此。
与忠诚和信任相对的，是政治和色情构建的“丑闻”阴影。导演用色情镜像来观察政治潜影，实在是个绝妙的搭配，就好像莱文斯基短裙上的“克氏斑点”，色情和政治似乎从来就无法脱清关系，而用“丑闻”一词来囊括这些也许是再恰当不过了。
至于对“丑闻”的理解，李在容的见地很值得回味：“丑闻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灰色地带，政治不民主的国家谈不上发生‘丑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不明，对权力缺乏制衡机制。丑闻的寿命不会很长，隔一段时间就可能风消云散，但它的短期冲击性很大，它对政治信念和政治制度可能起到净化和强化的作用。电影《丑闻》本身也许并不能提供什么有用的东西，但当人们通过媒体充分了解美国总统经受‘丑闻’带来的羞辱难堪时，这部电影可能比任何小说戏剧更能启迪人心。”(记者孙轶玮/上海报道)
色情与政治是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但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背景之下产生，会奇迹般地突显出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