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所谓“地下电影”出现时，“地下文学”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相比之下，“地下电影”则因为电影自身的特点和体制原因相对滞后地出现了。是不是应该庆幸，因为滞后，它诞生在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年代？我们听说过有人因为“地下文学”坐牢的，从来没听说过有人因为“地下电影”坐牢。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在中国，“地下电影”已经成为一种没有什么风险的游戏。
如果我们不用“地上/地下”来区别，也可以这样描述：体制内的/体制外的、通过审查的/没有通过审查的，等等。在我看来，二者最重大的区别在于，所谓“地下电影”就是不能在国内得到合法的传播，不能堂而皇之地进入院线，不能和广大的老百姓见面。在整个电影工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今天，这一区别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几乎整整一代年轻电影人失去了占领国内市场的先机，现在他们必须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培养他们电影的观众和市场。而他们是民族电影未来的生力军，所以这一重大损失，也是民族电影的重大损失。以王小帅为例，1992年他拍摄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十多年过去了，在国际影坛他已成长为一位著名导演，但是在中国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人，这是多么不应该的事情。在这十多年里他没有拍过广告，没有拍过MTV，一心只想着电影，这种坚持在如今看来已是十分不合时宜。这是“八十年代的坚持”，我看着十分亲切。是不是这十多年就白费了呢？我觉得也不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轨迹，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命运，你如果理解了它，不利的一面就会变成有利的一面。
作为一个中国电影的旁观者，我觉得这些年所谓的“地上电影”和“地下电影”还有一个重大区别，就是“地上电影”大多在拍一些不痛不痒、假仁假义的东西，面对现实早已失去发言的能力。而“地下电影”不管是好是坏，它是在面对现实发言。大家不要简单地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审查制度。即使是在最严酷的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也出现了那么多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以他们的作品捍卫了人性的尊严，捍卫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尊严。看看我们的“大师”们都在干些什么？对一个艺术家而言，最难的莫过于有勇气始终面对现实，对现实保持敏感，坚持对现实发言。这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
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缺少自觉和自省，缺少血性和骨气，还谈什么多样化、百花齐放，还谈什么繁荣，那只能是虚假的多样化、虚假的繁荣。
最后，我要驳斥一个在电影圈里流行的说法。有人说，现在这一拨年轻的电影人不争气，赶不上老一拨有成就。这么说未免太早了。中国电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说来说去还是那么几个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旧有的体制严重抑制了年轻一代的发展，保护了既得利益者。这一代年轻人早在十年前就该登上舞台的中心。这十年是痛苦而宝贵的十年，他们终于学会了怎样面对中国的现实。宏观来看，十年也不算太长。他们正年轻，他们代表着中国电影的未来。□朱文(著名作家，编剧、导演，代表作有《巫山云雨》、《过年回家》、《云的南方》等）
